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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道后佛，本无不可，佛徒法琳面对唐太宗说，陛下之李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唐大宗自认是阴山贵种的子孙，不要承认老聃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这是多么卑劣的思想。僧徒都无耻地自以为是释迦贵种，不能展居道后，誓死要力争首位，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给奴仆吃一顿棒是应该的。府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主张减少寺塔，废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条。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正论》，狂骂傅奕，为佛教辩护，呶呶不休。表现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气凌人的豪奴恶仆，以法琳为代表的僧徒，中国人的气味已经消失得不留丝毫了。唐太宗对待这个豪奴恶仆很合理，敕法琳说，你著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大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法琳的而论都是用大量谣言谎话构成的虚头把戏，最怕的是实验，这一下真难倒了法琳，他在狱中迫切哀求佛菩萨显灵保佑，当然哀求不出什么来。七日期满，法琳苦思救命之计，忽然想得一计，当敕使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答，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问，诏书令你念观音，为什么不念，却说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说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话，豪奴的骄气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佛奴仗佛势，令他拿出佛的实据来，所有奴仆的虚骄气，自然不打自消。对付佛教以及对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听空言，要求实据。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类义净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说其他憎徒了。陈隋间中国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与华严两宗，都标榜圆教，斥其他宗派为偏教。这两个所谓圆教，一方面企图调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图与中国的反对派别谋调和，天台宗与道教接近，华严宗与儒学接近，两个所谓圆教的产生，自然是道儒与佛教长期斗争的结果。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与道教相似。智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脐下一寸名优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又说，“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刚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又说“十二种息（呼吸）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焦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守丹田属于止，六气十二息属于观，归根不外止观二法。天台宗也谈不死之药，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杂录》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大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道士炼丹，佛徒也谈炼丹，佛徒坐禅调息，道士也谈静坐炼气，在这些方面佛道圆通了。
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们谋富贵的主要途径——仕途，不愁僧徒来夺取，因之儒佛间的冲突比佛道两教间要和缓些。不过，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有极大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于事亲，中干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儒家谈孝道，深入人心，谁敢倡异议，必然要受到谴责。佛教却别有说法，佛书说，“识体（灵魂）轮回，六趣（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一欲界——上为六欲天，中为人世，下为地狱。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三无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转主人间，行十善的人死后生天上为天人）孰辨怨亲”。又说，“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仇人）数为知识（朋友），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均庶类于天属，等禽气（一切动物）于己亲，行普正之心，等普亲之意”，照这种怪说，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佛教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佛徒自知弱点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让步。强调《智度论》所说，净饭王死，佛亲自执绳床一脚，舁尸体到火葬场，表示一切众生应该报生养之恩，法琳《辨正论》对道教怒目狂骂，对儒家也多有微辞，独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唯恐受不孝的责备。唐后期华严宗兼禅宗僧人宗密作《佛说孟兰盆经疏》，序里说“始于混饨，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些话虽出于佛徒之口，可以说与儒生无甚区别。不过佛徒行孝的方法与儒不同。宗密说，“应孝子之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吴天恩德，其唯盂兰盆之教焉。”归根还是荒唐的因果报应。宗密作《华严原人论》，承认释迦、孔、老都是至圣，与法琳说释迦是大圣，孔、老是小圣，说法也不同。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说反对孝道，儒生才有调和的借口。柳宗元《送僧浚归淮南序》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又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若是，虽吾亦不乐也”。又《送文畅序》说“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又《送元暠序》说“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柳宗元主张调和儒释，调和的根据是孝敬和与《易》、《论语》合。与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样搬来的各宗派而是中国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击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发达。王通得出这个经验，在《中说》里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椎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隋文帝给智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佑。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
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这个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一个例证。周武帝灭北齐，召集齐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宫中，宣布废佛教，令僧徒还俗，并允许僧众辩论。一个名叫慧远的僧徒，与周武帝往返辩驳，最后理屈辞穷，拿出所谓阿鼻地狱这个法宝来恐吓论敌。周武帝灭佛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僧徒的法宝失效，只好俯首服从法令。又一个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辩论，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尽量提出兴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据理驳回。任道琳理屈，愿同义学僧（有学问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观学道教。佛教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当统治者根据当时需要，觉得放弃这种工具更为有利时，便失去骗人的力量。阿鼻地狱这个吓人法宝，有理智的人听来无非是一种玩笑，根本不值一听，在僧徒听到法宝失效，却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还有什么别的可说。佛教的道理与地狱都被周武帝驳倒，因此佛教徒都觉得佛经所说佛死后一千五百年佛法将灭的预言得到证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还俗，也有个别僧徒为佛教办后事。例如三阶教的创立，及刻石板经，都是佛教作灭亡的准备，原来早在北魂孝文帝时期，魏国政治已趋向衰朽，社会腐败势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后招致大乱以至亡国。北齐政权主要依靠内徙鲜卑的支持，基础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北魏孝文帝以后，朝廷及鲜卑贵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无限制地发达起来。北齐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万人，北齐因此亡国（当然还有其他亡国原因，崇佛却是主要原因）。智给晋王杨广书里说，“从前北齐某帝，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愿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弃在山林”。这是富贵人的说法，事实上贫贱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层僧徒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来自天竺奴隶制的，非常惨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给予治疗，却给饮龙汤，促使速死，寺院的残酷可见一斑。三阶教经书里说，“我教法中，恶法渐兴。实非沙门，自称沙门，破戒比丘，处处充满，为利养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经理俗务，市肆贩卖，涉路往来，或复营农，贮积粜籴，或复商贾求利，或作种种工巧之业。托附俗官，为动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欢喜。或假他势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与俗官。”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