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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龙门造像的最盛时期是唐朝。唐朝所开凿的石窟、石龛，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所开凿的龛、窟，又占唐朝的最多数，这与她长期驻在洛阳有关。
奉先寺是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咸亨三年开凿，上元二年完工。开元十年铭记：“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诸石刻中称第一。这样巨大的工程，先后只用四年时间，无疑是用巨大人工来促成的。武则天出钱二万贯，其余工费，还不是从各种敲剥中得来！统治阶级求功德，劳苦民众受灾难，佛教却得到广泛宣扬的实益。
奉先寺的九躯雕像，本尊卢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臣。这个格调，也是唐代雕塑的共同格调。
龙门、敦煌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文物，近百年来曾陆续遭到民族败类的出卖，被帝国主义劫夺而去。解放以前的旧中国，正像一家破落户，家里存有一些祖传文物，不肖子孙看作发财致富的手段，只等外国人说要，就论价送去，毫不爱惜。看一家是否破落，只看它是否出卖文物，看一国是否破落，标准也是一样。
音乐舞蹈
南朝、北朝的音乐也不同，“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隋朝沿用北朝音乐。开皇二年，颜之推上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文帝不从，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开皇九年，隋灭陈，得到南朝乐人、乐器，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特置清商乐署。七年前，文帝骂南朝音乐为“亡国之音”，现在却称为“华夏正声”。这个改变，完全为了适应统治上的需要，并不是隋文帝真正欣赏清商乐（清乐）。隋唐两朝，胡乐盛行，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时代。
隋文帝时，曾定七部乐。隋炀帝时，改定为九部乐。唐高祖时，沿用隋九部乐。唐太宗时，定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十部。十部乐中，燕乐是唐自造，清商乐是汉魏南朝旧乐，其余均从外国传入。唐太宗虽定十部乐，唐高宗时，即仅奏九部，当是停奏清商乐。《通典》说：“自长安（七○一年）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转缺。”古曲即指清商乐而言。
其后，乐分为坐、立二部。坐部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尤池乐、破阵乐六种，立部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八种。坐部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曲，乐器以琵琶为主，惟龙池乐用雅乐笙磬。立部自安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曲，惟庆善乐用西凉乐。从坐、立二部内容看出，龟兹乐渐盛，西凉乐渐衰。坐部伎坐奏于堂上，立部伎立奏千堂下。坐部贵，立部贱。坐部伎不可教者，退为立部伎；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可见雅乐是最不受重视的。
唐玄宗时，又有“胡部新声”传入。有人认为，唐代大曲即出于“胡部新声”，与清乐之大曲毫不相涉，也有人认为，唐代大曲是清胡两乐合成。大曲之为梨园法部所演奏者，称为“法曲”。《霓裳羽衣曲》是最著名的“法曲”。王灼《碧鸡漫志》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
从西域传来音乐，同时也传来舞蹈。西域之舞，多配以乐，所以唐朝也盛行乐舞。唐舞主要分健舞、软舞两种。健舞姿势雄健，软舞姿势柔软。舞时皆配以乐。健舞曲有《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曲有《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凉州》、《甘州》、《绿腰》（《六么》）等。《柘枝》、《胡腾》来自石国，《胡旋》来自康国、米国、史国、俱密，《凉州》、《甘州》来自龟兹。
初唐乐舞，以三大舞为代表作。三大舞是：一、《七德舞》，是武舞，本为《秦王破阵》乐，采民间流行的歌曲，掺杂着龟兹乐制成。二、《九功舞》，是文舞，本为《功成庆善乐》。三、《上元舞》，本为《上元乐》。
盛唐乐舞，以《霓裳羽衣舞》为代表作。《全唐诗》中有不少歌咏这个舞蹈的诗篇，以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为最详。白《歌》形容舞者服饰：“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形容舞姿：“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擘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态）。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许飞琼、萼绿华皆女仙）。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霓裳破凡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读此《歌》后，不仅略知《霓裳羽衣舞》的内容，唐代“法曲”的结构，也得知大概。
第八节 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为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国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的新成分，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愈益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动，遍及于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都会，而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这是因为长安具备如下的一些特具条件：（一）长安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宾客都需要到长安来进行政治活动。出国使者或外来使人，从这里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传外国文化到长安。（二）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旧唐书》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弘文殿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太宗以后，历代在唐朝廷供职或不供职的文儒多在长安来往或居住，一直保持着“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盛况。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音乐歌舞在唐代极为发达，而长安又是乐舞的胜地。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经学为手段的明经科。唐太宗诏颜师古定五经，孔颖达撰正义，长安成为经学的中心。史学也是一门卓有成就的学问，自长安设史馆后，开官修前代史的新风。每有外国使者来到，鸿胪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长安又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经唐太宗倡导，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外佛教的传布，对文化交流影响不小。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三）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汉以来，东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经由陆海两条路。一条是海路，南海联接东南亚诸国以至天竺，东海可通日本与新罗。南海路以广州为出入的要冲。广州北与洛阳、长安相联，交通稳便。另一条是通西域的陆路。隋时西域诸国在张掖互市。出玉门关有三条大道。北道自伊吾经突厥汗庭远达拂菻。中道起高昌、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国，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经吐火罗，至北天竺。三道入玉门关，经兰州，归于长安。所以，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西域诸国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都市。由于这三个独具的优越条件，使唐代长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会，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集中点。
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城。据近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城南北长八千四百七十米，东西长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长约三十五公里有余，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现在明建西安旧城的五倍。隋朝定都于此，开皇间开始兴建，店朝又屡加修筑，城内景物，更臻完美。全城布局严整可观，显然是事先经过周密的设计。皇族居住的宫城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