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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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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开始于何时。二一○年,曹操在邺筑铜雀台。台北面有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晋初陆云见了很觉新奇,写信告诉陆机。二陆吴郡人,是博学的文学家,他们不曾知有石炭,足见当时还没有通行。南朝宋时人雷次宗作《豫章记》,说建城县(江西高安县)葛乡出石炭,可以煮饭,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较迟。
  水排——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创作水排,用水力鼓动排橐(风箱),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称便。东汉末年曹操用韩暨为监冶官。以前冶铁或用马排或用人排。用马排造一石熟铁要耗费一百匹马力,用人排费功力更多。韩暨改用水排,比马排省费用三倍。韩暨南阳人,当是采用杜诗的遗法,并非新创, 但从南阳推广到魏国,韩暨是有功的。
  翻车、渴乌——汉灵帝时,宦官毕岚作翻车和渴乌。翻车是一种河边汲水的机车;渴乌是吸水的曲筒。马钧改良翻车,机件轻便,童子也能转动,照西晋傅玄所描写,马钧的翻车很象是后世常用的龙骨车。
  水难——东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督促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轮舂米的器械,发明当在东汉时期,张既由内地传到西北地区。
  霹雳车——二○○年,曹操与哀绍大战。曹操创制发石车,攻破袁绍军壁楼。发石时有大声,因名为霹雳车。马钧改良发石车,用一个大轮,轮上挂数十块大石,用机械转轮,大石连续抛出,比曹操所制一发一石,威力大增。发石车唐时称为炮车,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条揭示出东汉时期手工业劳动者对自然界的征服又迈进了一步,结合农业上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比西汉提高了,东汉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工商业
  洛阳与南阳是东汉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潜夫论》里说,洛阳地方浮未比农夫多十倍,虚伪游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国一百个郡一千个县成万有市的邑,工商与农夫的比例,大体上与洛阳相似。王符区别农工商的本末,说:农桑为本,工商为末;工造有用物为本,造淫侈无用物为末;商通有用物为本,通淫侈无用物为末。农工商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照王符的说法,浮未是守本的工商,虚伪游手是离本的工商。为什么离本的工商占绝对大多数呢?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极大部分被宫贵人剥削去了,富贵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给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说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师贵戚为首的富贵人家衣服、饮食、车舆、装饰、庐舍都非常淫侈。这些人家养着大量奴仆婢妾,让他们身穿锦绣衣,足登鹿(音己jǐ)皮履,佩带犀角、象牙、珠、玉、金、银、玻珀、瑇瑁(音代昧dāi mèi)等精制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贵气象。富贵人死后,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产的大楠木,从几千里外运来,让工匠雕治,工程极其精细。一套棺椁重约一万斤,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朴子》记载汉朝广陵某富贵人的墓冢说,吴景帝时,发掘一个大冢。冢内有高阁。四周有行车路,高可以骑马。灵座前侍立长五尺的铜人数十枚。棺内置云母石厚一尺,尸体下有白玉壁三十枚。死人怀中有形似冬瓜长一尺许的白玉,耳鼻塞枣形黄金。这一类墓冢,照王符说,东起乐浪,西至敦煌,万里版图内富贵人家都是这样。富贵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极淫侈的消耗者。他们残酷地榨取农工所生产的财富,通过淫商达到穷奢极欲的目的。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曾改进生产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贵人却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富商的财产最多不过一万万钱,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加倍了。东汉法律上也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禁民二业”。事实完全相反,无市籍地主同样做商贾,商贾同样做有市籍地主。邓太后废盐铁官营制以后,大利所在,二业更是混成一业,大大增加了豪强的财产。受这个法令迫害的还是那些劳动人民。官吏借口禁民二业,禁农民捕鱼打猎,甚至禁采桑养蚕,使农民穷困破产的过程加速起来。
  王莽末年,大小豪强抗拒农民起义军,到处筑起称为营、壁、坞的堡垒,实行武装割据。东汉时期,这种堡垒合法存在并逐渐加强,豪强势力远远超过西汉时期,试先看下列两个事例:(一)汝南郡袁绍哀术是士族大豪强。袁绍占据河北,留在本郡各县的门生宾客,拥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满宠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余壁,又诱杀十几个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袁术死后,残部逃到庐江。孙策袭破庐江,得百工、鼓吹(乐队)及部曲三万余人。
  (二)仲长统《昌言》里说,豪强人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着大片的良田,畜养着成群的马牛羊豕,州城郡城里开设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贩运奇物宝货。这种豪强人连做个伍长的资格也没有,却有成千的奴婢,上万的徒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他养活宾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杀死穷人。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穷困,不敢到官府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没有好处。
  以上两个事例,第一个说的是在战时的无市籍地主豪强,第二个说的是在平时的有市籍地主豪强。总起来看,豪强在平时,以大宅院为中心,筑起一个堡垒。宅院里住着供享乐用的“妖童、美妾、倡沤、妓乐”之类的奴隶,也住着充当爪牙走狗的宾客、刺客、敢死士之类的文武流氓。堡垒里住着制造各种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经营商贩的商贾。袁术家工匠齐全,号称百工,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的豪强当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贾。这种工匠、商贾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垒外住着佃农。他们在暴力胁迫下,变成半农奴的身分(人身还不能被买卖),叫做徒附。崔寔《政论》叙述徒附的生活情况说,贫户没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头,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种,一辈一辈做下去。活着衣食不足,死了买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饿死或出卖妻子。真是说不尽的伤心惨目,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大名士申屠蟠隐居在田野间,住屋用蓬草盖顶,依桑树枝作梁栋,同佣人一样。佣人即徒附,他们住的是这样的陋室,室里只有一些破被烂帐,临死时还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里,因为没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徒附穷困到极度,那里会有人的生趣!
  徒附离开豪强,更无法生活,因此,徒附不仅几乎无偿地替豪强耕作,而且还得替豪强当私兵。这种豪强武装,叫做部曲。(徒附户一家人也统称为部曲。)袁绍的附属堡垒有户二万兵二千,大概一户徒附,得出一人当部曲兵。袁术部曲有三万余人,大概袁术一家的徒附户至少有三万余(一部分被部曲将带走)。豪强与文武流氓平时组成一个统治集团,战时便成为军事统率集团,豪强当统帅,一些宾客当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当将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战,否则就有灭家的祸难。东汉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和破坏力都显得特别强烈,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所谓部曲的私人队伍。
  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东汉社会,同时也就产生出更强暴的豪强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阻碍生产以至摧毁生产,最后连进行生产的劳动人民也被尽量屠杀。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
  豪强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农业生产品成本比较低。他们操纵市上谷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广大农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们也必须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徒附一样,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卖,换取必要的钱来缴纳官府赋敛和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灾、额外赋敛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产当徒附的危险。东汉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区大小不等的有灾(水、旱、蝗、风雹等灾)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额外赋敛更是东汉后期豪强政治的特点。不难想见,农民困急只好卖耕牛,失去耕牛只好卖土地当徒附。徒附不断在增加,豪强势力不断在扩大,农民不断在加速破产,如此循环,农业生产力自然逐渐由萎缩一直到被摧毁。
  豪强制造器物用奴隶(奴隶身价最高不过二方钱),民间手工业业主用佣工(如申屠蟠家贫,曾“佣为漆工”)。业主要卖出自己的生产物,必须减轻成本,首先是压低佣工的生活到奴隶的水准。事实上使用佣工到底还不是使用奴隶,多少要付出一些佣钱,成本多少还得高一些,因此民间手工业受奴隶劳动的阻碍,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
  阻碍生产摧毁生产是豪强兼并性的表现。兼并性发展到更大规模的混斗割据,就表现出可骇的破坏力,东汉社会在这个破坏力的冲击下崩溃了。
  王莽乱后,户口大耗损,经东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和帝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余万。此后安、顺、冲、质四帝人口都在五千万以下,汉桓帝时又达到五千万(《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这些数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显示当时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现在看一九○年(汉献帝初乎元年)以后豪强们怎样急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多的人口变为人口极少。
  破坏的方式有下列几种:
  屠杀———九○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一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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