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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愿意如此做。非说服性策略缺少这个说明，这也是―尤
其在民主制度条件下―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们总是处于劣
势的原因。但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国
家，依照我列出的条件，假如非说服性策略在基于正义的反
抗中得到了使用，那么他们至少会要求对于多数统治原则的
一个明确的且得到透彻理解的例外。我指的例外的意思是，
依照法官的观点，当这些判决违反了体现在宪法中的正义原
则的时候，通过法官的宪法权力实施多数代表的法令是无效
的。那个权力假定，多数派不拥有非正义地作为的权利，不
拥有以牺牲少数派权利为代价而谋求自己利益的方式滥用它
所拥有的权力的权利。我不认为由宪法法院所作的司法评论
是一种非说服性的非暴力反抗。不过，那个司法评论惟一必
须依赖于针对多数统治原则的某个限定条件― 该限定条件
是多数派必须抵制其自身意志而行正义之事― 非说服性策
略也会诉诸那个限定条件，以便解释它们对于多数统治原则
的挑战何以不同于对那个原则的全盘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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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基于政策的反抗无法提出那个要求，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固定的限定条件并不涉及政策问题。一旦以下情况得到
了承认，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共同利益问题―亦即没有产生明
确区分的多数派利益和少数派利益的问题― 那么给多数派
以限制的正统理由便讲得通，并且只有一些极其暖昧的候选
者要求取代其位置。一个人要是不希望通过迫使多数派注意
他的论证来说服多数派接受他的意见，而是使他们为其政策
付出足以使其丧失信心，从而放弃该政策的沉重代价，那么
他必须诉诸某种精英主义或家长式作风来正当化他的做法。
对那个形式的任何吁求似乎都动摇着多数统治原则的根基，
攻击着而非简单地要求有关它的某个详细论证或限定条件。
假如说那个原则真的意味着什么，那么它意味着，多数派而
非某个少数派最终拥有权力去决定什么是与他们的共同利益
相符的。
所以，在基于政策的反抗中得到使用的非说服性手段似
乎最不可能在任何一般执行理论中得到正当化。我在早些时
候说过，通过静坐抗议、非法人侵等手段抵制在欧洲部署导
弹的绝大多数人拥有使他们的反抗成为基于政策的反抗的动
机。因此重要的在于考察他们能否理智地将其使用的手段归
人说服性手段，这反过来得依赖于各种条件是否充分地有利
于一项说服策略的成功。民权运动和反核武器运动之间的对
比在这一方面是相当鲜明的。在民权运动早期，明显的一点
是，静坐抗议和其他反抗技术具有说服力，因为那个问题显
然是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那个运动使修辞学传统和正义都
站在了自己一边。其惟一的必要性在于迫使足够多的人们认
识到不能回避此事。相比之下，处于核争论底部的政策问题
是极为复杂的。以下情况并不十分明朗：在欧洲部署导弹更
有可能减少受到攻击的威胁还是相反，以及就每一种意见而
言，各有什么好的论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看到，借助
于非法的行动，讨论如何才能深人，争论如何才能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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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正相反，这些行动似乎有可能使得舆论多半不怎么关心任何
一个明智意见必须以之为基础的复杂论题，因为它将认为它
至少拥有一个简单而易于理解的理由来坚持其读者已经采纳
的政策：那个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意味着向民间黑势力的屈服。
假如这是对的，现在支持采取非法侵人和其他非法行动
来抗议核政策的人，假如他们真诚地对待自身的话，就必须
承认，在他们内心有一个非说服性策略。他们的目的在于提
高他们相信其为悲剧性错误的政策的代价，使得那个代价变
得如此高昂，以至于多数派将不得不放弃那个政策，虽然这
意味着被迫向少数派投降。所以，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一
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这种反抗能否借由某种健全的执行理论
而得以合法化？考虑以下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能否认为非说
服性手段作为反抗其他非核政策行动是适当的，而许多人认
为那些行动是极其错误的？反对不良经济政策的非说服性反
抗是正当的吗？我认为，美国和英国政府现在执行的经济政
策是不明智的，因为无论从长期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它们
都将危害普遍利益。我还认为，正如其实际情况那样，这些
经济政策是不公正的；即使它们符合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
对有权反对那个多数派的少数派来说仍是不公平的。但是我
想把支持这个论证的关于非正义的那个进一步的断言放到一
边，而仅仅假定，许多像我这样的人认为从每一个人的观点
来看货币主义政策都不好。我们相信的这个事实是否将正当
化那些非法行动，而那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大大地增加不便和
不安全方面的代价，以至于多数派不得不放弃其经济政策，
虽然他们仍然相信它是最好的政策？我认为其答案是否定
的。不过糟糕的核政策的风险肯定比错误的经济政策的风险
要大得多。其风险大到摧毁了这个类比吗？尤尔根* 哈贝马
斯（J 衍gen Habermas ）曾经论证过，随着采取导致重大后
果的决定，虽然一个压倒多数或微弱多数支持那个决定，政
治合法性便受到了威胁〔 3 〕 。我们能够通过诉诸那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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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则来正当化抵制接受导弹决定的非说服性非暴力反抗吗？困
难是明摆着的。因为确切地说，同一个原则也可以用来反对
政府不部署导弹的决定。反对部署导弹决定的人数和支持部
署导弹决定的人数可能是旗鼓相当的。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
它将不要求哈贝马斯原则要求的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微弱多
数就行了。简言之，当前的争论都以相同方式削弱了他的原
则的价值。那些反对部署导弹的人相信，部署导弹将导致无
法愈合的伤害，因为它威胁到了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但是这
恰恰也是站在另一边的人们― 我们假定这样的人在数量上
略占上风― 的想法，他们考虑了如果不部署导弹将会导致怎
样的结果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决定将使得核战争更有可
能发生，并威胁到这个共同体的生存。所以说，无论它对部
署导弹是持反对立场还是持赞同立场，政府都没有违反任何
合法性原则。
我们不能教条地认为，找不到比我们能够建构的更好的
论证来支持在这些条件下的非暴力反抗。我们只是在以下较
弱的结论中给予了正当化：倡导这个反抗形式的那些人现在
有义务去证明一个执行理论如何才能接受它。他们会说，这
个挑战是不相关的。因为世界就要走到尽头，哪些正当化辩
护能够为争论双方所接受这一精彩问题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无疑，在如此渴望中存在着一种我无法否认的智慧。但是一
旦我们抛弃了本文的这个计划，一旦我们使得我们的行动能
够完全经得起我们的思想的推敲，我们就不会期待从认定我
们既天真又愚蠢的人那里获得荣誉和机会。
四
至此，我一直在全面地讨论着我一开始便作了区分的两
个主要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考虑到他们的信念，反对某个
政治决定的那些人的违法行为何时才是正确的呢？我愿意更
简要地谈一谈第二个问题。通过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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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假定我们满足于以下情况，以他的信念为条件，在从事非法
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政府将对
他的所作所为作何反应呢？我们必须避免两个低级错误。我
们不能因为某人在违反法律时自认为是正当的，就认定政府
不应当惩罚他。在作出以下决定的过程中不仅不存在矛盾，
甚至往往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撇开某人的确做了假如我们
拥有他的信念我们也会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情的事实不论，他
应当受到惩罚。但是与之相反的错误是同样恶劣的。我们不
应该说，假如某人违反了法律，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无论其
动机多么高尚，他总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法律就是法律。
法律工作者，即使极保守的法律工作者，很少再重复那个没
有主见的准则，因为他们知道在绝大多数国家，对明知已犯
罪的人免予起诉，时有发生，合乎情理．诉讼自由裁量观念―
跨越犯罪广泛领域且支持免予起诉的大量理由是明智的―
是现代法律理论的固有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应当袖手旁观呢？尽管功利主义是
一个贫乏的一般正义理论，但是它为正当惩罚阐明了一个出
色的必要条件。依据对所有事情的通盘考虑，且从长远来看，
除非惩罚他对整体带来某种好处，否则任何人都不应当受到
惩罚。它显然不是支持惩罚的充要条件，但它是必要条件，
它有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