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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去理会那些胡说八道，那些幻想的纲领、词句和形式的争论！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识！知识！这是普遍的呼声。敌人是不要教育的。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我们退回到任他们践踏的中世纪去。谁不记得1850年蒙塔郎贝尔①在立法讲坛上讲过这句名言：“对峙着的有两支大军：一支善的大军；一支恶的大军。善的大军是四万个牧师；恶的大军是四万个教师。”
①蒙塔郎贝尔（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积极维护者。
好啊！这两支大军今天合而为一了。蒙塔郎贝尔的号召得到了响应。人们打开政变后的《总汇通报》②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贝尔的纲领在严格地执行：耶稣会学校到处代替了公立中学；教师象野兽一样受到迫害；沦落者受到诅咒，也可以说是对穷人教育的诅咒；小学教育降低到宗教教义教育；在中学里，取消了哲学课，将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确切地说，扼杀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给了教会；到处都对知识展开殊死的斗争，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种子，高声号召教士和黑暗势力去挽救资本万能所面临的危机。
②第二帝国时期的官方报纸。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眼见着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放出笼来围攻人性，谁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呢！怎么能不意识到他们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呢！啊！如果他们把法国带往很远的地方，带往天涯海角，他们会如何大喜若狂地消灭宣扬人性的全部不朽杰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术的名词呢！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话，土地总还在那里；而且因为在文明的世界里，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胜利者将由于他们自己的胜利迅速走向死亡。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不能不停止前进，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大脑的作用。但他们已经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啊！而我们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呢。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的刺刀——金钱——教会三位一体，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来维持。普选成了这三位一体的可怜的奴隶，这个奴隶被宪兵和教士抓着衣领在资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脚踢的情况下，前去投票。
这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一个无知的人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人们可以用缰绳和马刺象驾御马一样驾御他。主人唯一关心的就是要他们劳动，要他们屈服。如果你们愿意深刻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梦想，就得研究一下他们的语言和作品，政变之后，当他们把人民踩在脚下时，他们就揭掉了假面具，以为不必再装模作样了。他们立即封闭了培养大批真正教师的师范学校，还必须看一看这一时期对“培养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学校”的疯狂诬蔑。官方演说、报纸、传道说教，都在竞相宣传平民的子弟只应该学一点宗教教义和一门手艺，其他一切教育都永远是叛乱的根源，公共的灾祸。到处都展开了咒骂教育的活动，因为教育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走上社会；到处都掀起了一场诅咒“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风暴，咒骂他们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敌人，暴动的制造者。
当人们今天在人民议会的内部再次看到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攻击和义务教育的论战时，不难推测出在社会主义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阴谋诡计。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职业学校”的计划，人们就会很容易重新发现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观念，要把劳动人民束缚在一种职业上，并通过这条道路恢复等级制度。
一个进行精神生产的工人往往比一个进行物资生产的工人要穷苦得多。如果“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不是一些知识贱民，又能是什么人呢？人们之所以咒骂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一旦有了金钱，就不再是脱离劳动阶级的人，而是一跃而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划分人的等级的，不是德才，而是财产，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大量的学者一生进行劳动而不受重视，结果生活贫困，死于贫困。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计谋，然而只有计谋才能使人致富。计谋这个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们这个残酷社会至高无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给某些人这一器官，这真是他们的不幸啊！他们只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即剥削科学的鱼肉对象了。
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在贫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们是资本所害怕和恐惧的。资本并没有弄错它所仇恨的对象。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是进步的无形武器，他们今天是暗中鼓动群众的秘密酵母，并且不使他们在衰颓中消沉下去。明天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
（1869—1870年）
（三）圣埃蒂安事件。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斗争①
①《社会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们下面发表最具有特点的几篇。
1848年组织起来的名为“人民社”的纺织工人协会，稍微减轻了这个城市无产阶级所受的沉重压迫。厂主们因受到这种新力量的压制而暴跳如雷，并预言这个城市将要毁灭。他们认为外国的订货因货价上涨而减少并转移到巴塞尔和英国去了。厂主们过去习惯于制订法律，今天却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情况。资本只能发布命令而不能服从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统治时，他们便叫喊受压迫了。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资本不允许和劳动之间有其他的关系，只承认两者之间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非常可能的是，在圣埃蒂安，使资本家正在高声地叫喊的所谓奴隶制，仅仅是资本家专制统治的缩小，是对至今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样的武器和资本家的贪得无厌进行斗争，因而不再处在蚯蚓的地位。他们能够制止工资下降，限止资本家的剥削，同资本家进行谈判，而不是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他们参与了利润的分配，从而减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个工厂主不再是劳动力价格的最高决定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造反，这场造反剥夺了他的利润的主要来源，那就是任意削减工资，因此，减价出售商品，以吸引订货和保证销路。
所有这些斗争都孕育着内战。资本家永远不会同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资本家比专制帝王更难对付，更不屈服，他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作出让步的。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心意来承认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议会再一次试图箝制法国，并疯狂地为这个冷酷无情的主子资本家服务。反革命的议会又重新制造了一条束缚劳工的锁链，用维持刑罚对付劳工联盟。圣埃蒂安工人取得的优势激起了保王党内心不可抑制的愤怒。广大的纺织工人协会的团结一致和意志坚定迫使保王党不得不小心从事，这种谨慎小心可以从《辩论日报》的外交辞令中看得出来，这家报纸是实力的驯服工具。
这些高傲的贵族向奴隶妥协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不得不小心从事，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激起了他们心灵深处万分的愤怒。在这些幕后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言论里都闻得出血腥味。圣埃蒂安这个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哭丧的日子还没有到头呢。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尽管它始终保持着平静，没有受到丝毫的扰乱。人们把共和党的报纸封闭了，使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之下生活着，把拉德茨基①和海瑙②之流调在城里驻防。
①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stsky，1766—1858年）奥地利的将军。1848年革命时期，他指挥了反对皮埃蒙特、伦巴迪亚、威尼斯的战争。他的军队以惨无人道而臭名远扬。
②尤利乌斯·雅科布·海瑙（Julius Jacob Haynau，1784—1855年）奥地利的元帅。他以野蛮镇压1848年意大利革命而著名。1849年5月，他扼杀了匈牙利革命，残暴地迫害起义者。他被称为“布雷夏的鬣狗”。1850年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工人到处举行反对他的示威游行。
资本不限于进行威胁。这一丁点，是不能使它满足的。它还要制服在它统治下的人们的胆大妄为，消灭胆敢限制他们行使权力的协会组织。因此有人要求把省会从蒙布里松③迁移到圣埃蒂安去，为了更有效地监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策源地。当地的帕夏格腊蒙（Grammont）将军叫嚣说：“社会主义取得了可怕的进展！”这些人正在酝酿阴谋。
③事实上，不久以后卢瓦尔省省会迁到圣埃蒂安去了。
（1849年12月）
（四）财富的来源
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财富是通过征服得来的；后来，是通过没收、抢劫、国王的恩赐得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和背信弃义得来的；革命时期，是靠收买国家财产、买卖股票、供应军用物资得来的；帝国时期，是靠战争，靠帝王的赏赐得来的；1814年以来，是靠投机取巧、证券交易和破产骗局得来的。现在的暴发户中，第一代是高利贷者，第二代是荡子和赌徒。
（1850年）
（五）平分主义者
在第戎反动派的《秩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章：
“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分配土地的时候，答应使穷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