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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个儿凯瑟琳的眼镜。”卡罗琳大声说。
“不是。”凯文说。
“是的！”她说。
“不，不是！”他重复说。
“您不该偷东西，凯文先生。”卡罗琳说，伸出指头冲着桌子对面的凯文摇了摇。
崛起和中国（6）
“我没偷。”他撒谎道。
“您偷了，”她说，“您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哈哈，没偷！”他说。
“哈，哈。”她说。
“停，停，”我说，举起手打断凯文的故事，“我可受不了你继续这样说下去。”
凯文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不仅意犹未尽，他简直兴高采烈。接着，我想到一些事，脑袋飞快地转起来。为了站稳脚跟，我得靠着橱柜上。我想起大个儿凯瑟琳来了，她是挺大个儿，去年她离开幼儿园去上学前班了，所以那副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才会在失物招领篮里搁了那么久。
所以，卡罗琳没说错—维斯的爸爸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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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环大洋中国”这么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跨大洋中国”。我在《CIA各国基本国情收集》（CIAWorldFactbook）里仔细翻检，本来是想弄个清楚，结果它们居然跟绿野仙踪一样，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凯文在杂货店里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廉价太阳镜，产地标签上都写着这样的地名。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另一个说法，”他说，“我可没那么好糊弄。”
我为凯文顶住了太阳镜的诱惑感到骄傲，因为他原本可以辩论说，买“环大洋中国”或“跨大洋中国”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与我们的抵制计划并不冲突。他的意志力真叫人惊讶，因为，如今他再次迫切需要一副眼镜—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太阳镜玩完了。跟卡罗琳吵架那天，它解体了，它是副儿童太阳镜，硬架在成人的大脸上实在撑不了多久。凯文生气地把它破碎的残骸扔在灶台上，我咬着舌头才克制住大笑的冲动。
“高兴了？”他问我。
当然，我想，高兴死了。
我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几年前我们决定做登山客时他买的。我们的登山本领，打从买了雪镜和登山鞋之后就再无进展，但在这三月刺眼的阳光下，我很容易就想到了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在街区湖边跑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吸引了无数惊恐的目光，马上就来了劲。
崛起和中国（7）
“别人都以为我是瞎子，所以看见我在跑步很惊讶，”他说，“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就跑得更快了。”
但归根结底，用雪镜来代替那副丢失的意大利太阳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他只得大幅度地把脑袋甩过来甩过去，免得钻进前面大拖车的屁股，免得在变线时撞倒路人。看起来像匹马，他倒是无所谓，但这改变不了事实—这副眼镜是给登山者用的，不适合平常戴。
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打算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配件柜台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直敲锣打鼓—大概150美元起跳。从前给凯文买意大利太阳镜的时候，我们年轻又大手大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虽说现在也没变聪明多少，可信用卡催款通知天天下午成群结队地滑进信箱，打消了我们过帝王般奢侈日子的野心。这倒不是说我们如今不再爱慕意大利太阳镜了，而是—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我琢磨，或许凯文那位同事朋友并不完全是个傻子，或许凯文真该等到全球摸彩袋送给他另一副能用的免费眼镜。
最后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一天早上，他走进大学的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搁着两副太阳镜。
“是中国产的，不过，是人家送我的礼物。”他告诉我，免得我想拒绝。“她在一元店里买的，一副一块钱，因为她听够了我的抱怨。”
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块钱。一天下午，我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跟凯文那副一样贵—也找不着了。钱包和车里我都翻遍了，然后又翻了钱包，但它真的不在了，显然，是跟我永别了。我在橱柜上找到了凯文的部门秘书送给他的多余的那副太阳镜，戴在鼻梁上，细细打量着自己在镜中的形象—镜片大得土气，镜架松松垮垮，我脑袋轻轻动一下，它就会从脸上滑下来。于是我把它摘下来，放回橱柜。我决心在整个春天眯缝着眼过，并指望遗失太阳镜全球摸彩袋尽快还给我一副漂亮的替代品。
崛起和中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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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的一天晚上，一缕“中国”悄悄溜回了我们家—至少有点像是一缕“中国”。当时我坐在浴缸边，帮苏菲吹干头发，偶然间看见她淡黄色的小脑袋上露出一缕黑色发丝。我抗议地哼了一声，用毛巾把它擦擦干，又看了一眼。
在她粉红色的头皮上，一头白金般的小卷毛，包围着一根黑色发丝。我再次擦了擦那根黑头发，确定它真的是长在苏菲头顶上的。之后，我叫凯文赶紧进来看看女儿，可小宝宝却使劲挣扎，不让我看个端详。凯文慢吞吞地走进来，态度漠然。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一边努力想让宝宝别乱动，一边再三问道。
凯文眯着眼睛点点头。维斯出现在门边，他爸冲他招招手，示意他过来，然后把他抱起来看个清楚。
“是中国，从你妹妹头上冒出来啦。”凯文告诉维斯。
我们一起瞪着苏菲的头皮好几秒。之后，家里的男人们看够了，鱼贯出了浴室。我没办法那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让苏菲光着身子爬出来，自己在浴缸边上坐了足足一分钟。我在努力把中国往屋子外头推，可它却轻松地就回来了，提醒我，还有苏菲，身体里流动着它的血脉因子。“你可以在塑料购物袋里抵制我，可我在这儿哪！”中国似乎在说。
我从不相信预兆、幽灵、神迹一类的东西，可事到如今，我恐怕该对这档子事重新换个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当生物学家的哥哥打了电话。我问他，宝宝头上的黑头发，从遗传学上来看，是不是比其他头发更中国。我听见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她所有的头发，都有着同样的遗传密码，不管什么颜色，”他叹息说，“颜色跟这事儿没关系。”
“那她怎么会突然长出来一根黑头发呢？”
“那可能是一根变异头发，但可能跟什么中国祖先毫无关系。”他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头发的变异。”
他说话的时候权威感十足，但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对。我告诉自己，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对海生珊瑚特别有兴趣，头发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而且我不喜欢他在讨论他侄女的头发时，如此轻松地说那叫“变异”。我还是被另一件与苏菲头发有关联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因为，尽管有我哥的异议在前，那根头发到底是什么，还得由我来判断。我还得考虑要不要把它给拔了，要是就这么不管它了，说不定它哪天在运动场上跟其他宝宝混战的时候就自己掉了，谁也不会相信它曾跟苏菲的脑袋有过关系。
崛起和中国（9）
话是这么说，可看到苏菲的黄色小脑袋上长出了黑色头发，仍然是一件仿佛只有在医学教科书或者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才会出现的事情。贸然将之拔掉，似乎有点遗憾。在拿定主意之前，我打算干另一件事—找人求证。
“太怪异了，”我拖着苏菲到了邻居家，把宝宝的脑袋给她看，她这么说，“你绝对应该把它拔掉。”
“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下一站是小姑子家，她说，“你应该把它留着。”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妈从加州过来玩的时候说。她坐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把苏菲抱在膝盖上，用一根指头扒拉她的头发，“我觉得是你编出来糊弄人的。”
老妈逼我动了手，我决定拔掉它。我飞快地一扯，把头发装入一个塑料口袋，放到了我书房的书架上。这真是可笑、荒谬，根本不像我平常的行事作风，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辈子只碰得到一回的事，是科学怪癖，是对我们抵制活动的冷嘲热讽。张先生似乎总像是遥远历史里的一段失真细节，可他就在这儿，以肉体的形式—姑且这么说吧—附在苏菲的头皮上，尽力最后一搏。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目睹到这样奇迹。
过了几天，我又在苏菲的发际线看到一根中国头发，跟前一根一样，漆黑、不容置疑。我决定把它留着，我已经有证据了，这一回，尽管由张先生去找乐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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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还是有些好处的。穿越客厅的时候，赤脚踩在硬邦邦的玩具上，痛得我大叫一声—这种事，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到了。从前至少一个星期碰到一回。房子里也不再那么乱糟糟了，因为原先的玩具、衣服扔进柜子之后，我没用新的中国商品把地方又占满。当我发现复活节玩具市场并未完全抛弃自己之后，内心充满了力量。我买了一盒子墨西哥产的糖果复活节彩蛋，盒子封面上写着激励人心的口号，比如“远离毒品”，“重视教育”。我们用墨西哥彩蛋和去年剩下的几个中国蛋玩了找蛋蛋游戏。复活节，本年度的第一个中国节，过得很成功。
不过，我碰到一个与抵制相关的新问题：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