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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货币调控、政府补助，使得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日用品的头号生产地。一家中国工厂，只要有5万多名手脚麻利、精力充沛的员工，其产能之强，简直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中国的竞争，已经有200万美国人丢了工作，但面对中国销售来的产品，我们却还是克制不住要买的欲望。中美贸易逆差连续创下记录；到我家开始抵制行动的2005年，该数字增长了25％，达到了2016亿美元。
我们逃离“中国制造”的行动，以一连串的家庭琐事展开序幕。对我来说，抵制中国制造，意味着不断安抚我愤愤不平、想要造反的老公，外加屡次让小儿子的心愿落空。想买些诸如生日蜡烛和鞋子一类的寻常物件，也成了分外折磨人的事情。要是有什么东西坏了，立刻会引发小型危机。朋友和陌生人对我们的抵制行动看法多多，也乐意说出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些时候，抵制行动叫人头大，但更多的时候，它也很有趣。倒真被我料中了—这是一次历险。
此外，抵制行动还有些别的意义。多年来，我总是靠着一杯咖啡加一份《华尔街时报》，拉开美好一天的序幕。有关中国的报道，我总是认真阅读。身为一名商业记者，我总是竭尽全力，弄清自己写的报道反映了什么样的全球经济动向。可事实上，中国远在7000英里之外—太远了，看不到，也没感觉。抵制行动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在死命把“中国”推出全家生活的过程中，我惊讶得眼珠子都快弹了出来—中国竟然已经靠得那么近了！
引子（2）
我开始把我在商业版上读到的“中国”，跟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中国”联系到一起。读到中国纺织品泛滥全美，我就冲进商场翻检货架，亲眼看看它到底是真是假—是现实，还是全民偏执。在杂志上看到沃尔玛说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我立刻动身前往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做调查，指望能逮到这位零售商在说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突然之间变得真切、亲近起来。
我与中国之间的新联系，引出了“抵制中国”之前没料到的另一个好处—我变成了消费者。我开始留意自己所做的选择。较之数十年来在商场盲目地穿梭游弋，购物突然之间有了意义。这个转变，令我感到十分满意。到了年底，我琢磨起两个新问题来：没有中国的生活，我们能一直过下去吗？我们愿意这么做吗？
书中所写到的事件，全都是真的。书里的出场人物，就是我的家人。我们的故事，放到出离复杂、深奥且庞大的全球经济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但愿读者们能凭借我家的经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中国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我们身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是怎样造就了中国，还有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过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只小蚂蚁—现在还是这么想，但抵制活动令我看到了以前忽视的一些东西。放到世界范畴里，我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但我仍在做出选择，而中国，既限制，又扩大了我的选择范围。我希望我们的故事，能让读者仔细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哪些选择。
我回想起抵制活动刚开始时的片刻疑虑。或许，“中国制造”并没有遍布我家的每一个角落（虽说，在2004年圣诞节后的那个阴暗下午，情况好像正是那样）；或许，这一切无非是我的幻想；或许，我们根本不该冒这次险，毕竟，我们宁静的美国生活，跟地球对面的中国，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呢？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关系大着呢！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当然，我说的“中国”，不是地球对面那个国家，而是所有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已经有的“中国”，我们留着，但我们打算再也不往家里添置新的了。
这倒不是中国的错。它用无数廉价玩具、器皿和鞋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在我家，价格便宜就是无上的美德。中国产品，让我们无力抵挡。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我想，儿童特别节目真该更新一下地理知识了。圣诞老人的小矮人们并不是在冰雪覆盖的北极作坊里干活，而是在远离咱家乡海岸至少7000英里的工厂里工作。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不光如此，丈夫凯文铁定会杀了我，虽然他是个很包容的男人，但也有底线。但我们还不是中国巨轮上的螺丝钉，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可以不再往家里添置中国造，我们可以摆摆手说，不用了，谢谢你，家里的已经够多了。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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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一脸焦虑。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3）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磕在了马腿上。凯文扬起眉毛，撇了撇嘴，夸张地做出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点什么，可眼睛还是没看我。我听见空气中酝酿着一丝焦虑情绪，赶紧把话头往好听的方向转。
“我们可以省钱，”我说，“说不定我们最终可以存出一笔钱来，就像15年前说的那样。再说了，一定会很有意思，就跟历险似的。”
我琢磨着凯文的侧脸。方下巴，电影明星般的高鼻梁。除了眼睛有点不对劲—空荡荡的，神情恍惚，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八九，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