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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0余万两，终于盛极而衰。
介休“侯百万”侯萌昌的后代侯奎，是个赫赫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爷。他和另一阔少
灵哥一齐竞奢斗富。先是比车马，比仆人，后来侯奎一时兴起，买下一个绸缎店的全部绸缎，
而灵哥也不示弱，买下一个钟表店的所有钟表。再后来斗富斗出花样：两人在义盛钱铺比赛
吃水烟，用钱票卷成引火的媒子，看谁吃得快，烧得多。当时一张钱票能买50斤白面。这两
位阔少一次比富，要耗费几千两银子，几万斤白面。侯奎因纵欲过度只活了34岁，其后人侯
崇基连每日三餐都成了问题，最后冻饿而死。
平遥的毛鸿（岁羽）到了第四代，毛家子孙便都成了败家子。他们只会吃喝玩乐、大吸鸦
片，把其祖先积攒的所有财富挥霍殆尽还不够，连自身也沦落街头，性命难保。还有灵石王
家的后人为抽大烟卖尽家产，沦为乞丐，讨不到就偷，偷不到就练偷的本领，最后用两个铜
钱抠住砖缝可以攀上高墙大院，成为“神偷”，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有言道：“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几乎成了一个魔咒。第一代创业者含辛茹苦、矢志不渝，
创下了家业。第二代继承者深知前辈创业之艰辛，故也能兢兢业业、勤俭持家，有的还能把
先辈的奋进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出远胜于先辈的富足。到了第三代，子孙坐享其成，躺在祖
先的遗产上养尊处优，不再去奋斗。创业不创业，对他们而言，似乎意义并不大。所以，第
三代往往是“垮掉的一代”、堕落的一代、走向衰败的一代。
因此，秦历二世而灭和隋过二代而亡的悲剧应该是无数中国“创业一代”和“财富二代”
们不能不牢记的警钟。尤其是当今中国的“财富二代”，大多生长在1970年代前后，还有一
批则生长在1980年代。因为这样那样的自身缺陷，使企业无法永续的“危险因子”则开始大
量呈现。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如何破解？李嘉诚认为，中国那句“富不过三代”的老话日后需要
修改了，因为“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他相信，父母采取不同的教育方
法，“对下一代的将来影响很大”。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事业十分成功。大儿子李泽钜叱咤香港地产界，而小儿子李泽楷则是
亚洲新经济的风云人物。李嘉诚在教育子女方面，又有什么秘诀？李嘉诚透露，当年他朋友的
孩子去外地读书，买了一辆最新款的敞篷车，但是“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辆单车（自行车），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行走也十分方便。直到有一天，我在9楼公寓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
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看清楚才知道是其中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
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去
年款式的新车。”
这样做会不会令孩子以为父母不疼他们？李嘉诚率然回答道：“是否疼爱不是靠金钱或物
质去衡量。儿子在外地读书时，我给他们开了两个银行户口，一个他们绝对不能动用，但已
经准备足够他们完成博士课程的费用。至于使用另一个户口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
我会在24小时内回复。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才接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
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的物质反而有害。”
李嘉诚说，在儿子上大学前，他每个周日都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
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李泽钜、李泽楷兄弟幼年时，就坐
汽车、坐巴士，听李嘉诚的唠叨，到路边报摊看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
同时，还要“旁听”公司董事会。学成之后还得“自己去打江山”，一个搞地产开发，一个去
了投资银行，才有今天成功的“财富二代”香港版。可在国内，像李嘉诚这样苦心历练子女
素质的似乎不多。商道三信义并举以义制利
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这是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和商
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晋商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在商业活动中，
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
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人的最高准则在于诚信忠义
视信义为商人处世立业之本
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
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而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
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
关云长奉为“财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
做人的最高准则在于诚信忠义
晋商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
功的一大法宝。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
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
晋商对关公情有独钟，把关公作为神灵敬奉。作为晋商的精神支柱，关公是晋商心目中
唯一的财神！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
的美德，被誉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羽是山西人，作为关公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
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
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子庙和关帝庙，孔庙称为文庙，关
庙称武庙，把二者看成文武最高的典型，每年例祭，尤为隆重。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
全国最大的关公庙是在他的家乡解州（今运城）。
向以关羽后代自诩的山西人视诚信、忠义为做人之最高准则，即使像远离故土的商贾，
也概不能忘。晋商东西奔忙，南来北往，非常需要一个中心，需要把散离四方、五行八作的
同乡聚集起来。关公与所有的晋商有同乡之谊，又是大家共同崇拜的偶像，于是，关公便被
公推为各地晋商的“同乡会会长”，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
晋商不仅在自己的家中、商号供奉着关公像，而且在经商足迹所到之地，在广建会馆中
都专为关公修有供奉的大殿。有的则直接把会馆就修成“关帝庙”，试图借武圣之威，镇邪惩
恶、消灾弭祸；试图靠武圣之义，以诚信为本，取义成仁，谋财有道；试图托武圣之福，财
源滚滚，惠及子孙。
在商业活动中，晋商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
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发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
威信。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身入财利之场，坚守义利之念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
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
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
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
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
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
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
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
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
义”。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
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
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
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
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
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
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
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
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
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
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
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
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
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