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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本更为激进的书，题为《不平等》（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社会从根本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无法平等。⑧
派弗与其前任加德纳近似，力图把公益事业扩大到社会改良，不过更为激进，是近乎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但是他在卡耐基基金会任职期间却是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思潮偏向保守的时期。所以他的许多理想未能贯彻，在他离职的最后文章中总结了30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思想，对当时在里根治下美国精神的“卑下”、社会公正的背离和社会对弱势群体和儿童的不负责任表示悲愤之情，呼吁改弦更张，回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福利政策道路上来。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
1982年另一任新会长汉堡上台。他与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原任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会任职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不过对基金会应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确定基金会的几大目标是：（1） 避免核战争，改善美苏关系；（2） 教育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以适应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3） 防治各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怀孕等社会问题；（4） 在第三世界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在墨西哥。
汉堡认为，今后世界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科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可以想见， 根据这一思路，基金会的工作必然有所调整。在所有以上目标中，特别强调科学，包括硬科学和行为科学；更着眼于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则着重政策研究，不那么强调不平等和社会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批评改为争取其支持和合作，在华盛顿政界和高层人士中进行经常性的联络活动。同时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定期举行全国各界领袖人物的会议，讨论教育政策与国家经济需要的关系。
根据1993年的会长报告，10年中基金会在资产和支出的数额上有很大发展，当时总资产达到13亿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预算从1982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5900万美元，相当于自1911年以来82年间总捐赠数的51％。工作中心仍然围绕教育与和平两大主题，强调预见性，“防”甚于“治”，为此，加强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现将20世纪最后20年基金会资助的领域简要分述如下：
（1） 教育。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并就父母和有关方面应如何合作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提出建议。基金会配合这一共识，大力进行解释和宣传，利用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教育界的影响掀起全国长期教育改革运动，重点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龄前教育，研究一切影响学习的校内外因素，并提出口号“教育非自幼儿园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从孕妇培训开始。资助的具体项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战略。范围是从出生前到10—15岁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会赞助了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斯坦福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专家与公众领袖联合组成的小组，分为幼儿（3岁以前）、童年（3—10岁）和少年（10—15岁）。小组提出了大批报告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代表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三篇报告：《起点》、《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过渡》。报告就培养负责的和够格的父母、产前与初生婴儿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长的要素，以及争取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基金会又出资立项，鼓励各州和市采取实际措施实施以上报告中的建议。已有十几个州和若干市参加这一项目。这些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全国州长协会和两党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大力推动。报告还在全国性的杂志登载，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并进入一次白宫会议的主题。这一研究对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②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质量，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传统关注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突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师资培养以及培训幼儿园和低年级小学教师，促使低年级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者也参加研究工作。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赞助成立教学与美国前途全国委员会，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提出一项报告，主要精神是： 教育制度的改良归根结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报告并就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建立考核机制、提供终身自我提高的机会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报告还强调要建立一种足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教育结构。为此，基金会组织的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讲坛还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1987年又发起成立了提高专业教学标准全国委员会，以实施论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由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特（Ｊａｍｅｓ Ｂ。 Ｈｕｎｔ）主持。经过10年的实践，基金会于1997年向30个领域的骨干教师颁发证书，数量约占教师总数的40％。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委员会，号召全国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文科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一份报告，题为《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其作者大声疾呼美国存在着“公民知识盲”，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国价值研究所又提出报告《向公民社会呼吁》，建议重新对一些基本的公民社会问题进行学习思考。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拉瑟福德
（Ｆ。 Ｊａｍｅｓ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2） 国际和平与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Ｓａｍ Ｎｕｎｎ）与卢格（Richard G Ｌｕｇａｒ）、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 ）（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Ａｓｈｔ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