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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了。
我讲得太多了，用了太多时间。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前辈八十五岁的夏衍
同志，感谢您给我许多教导，直接的、间接的教导。尤其是我从您的剧本里，
您的为人里，学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
我与大家一样祝您健康长寿！祝您活到一百岁时，还有无限的生命力量！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原载《剧本》1985 年第9 期）
这样的戏剧艺术家——纪念焦菊隐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
焦菊隐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天，纪念他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
周年，真是感慨万端，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这些年，我每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见着数十年来的艺术同行和同事，
便不由地怀念这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的朋友。我常想，如果现在他活在我
们中间，活在排练场和舞台上，我们会多么高兴，看到他那令人景仰的、不
可替代的光彩，心中一定会为我们能从事的戏剧事业感到自豪。
菊隐先生使我十分想念的缘故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我真正感受到彼此心灵相通的戏剧艺术家，一位杰出的导演。
他说过“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而“表现性格，就是表现
思想。”
这两句话多么简练，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应该说，他道透了戏剧艺
术的精髓。
因此，无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夏衍的《一年间》
与老舍的《茶馆》，经过他深刻的挖掘，艺术的洗练，以他独到的导演构思，
把作者的心灵，思想与情感，天然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个血肉丰满的
人物，活了起来，使我们真的认识了他们，理解了他们，被这个人的世界深
深吸引，沉思默想，不能忘怀。
我们常说，没有好剧本和好演员，就没有好戏。现在，我愈发明白了，
没有一位才能与思想都攀上高峰的导演，好剧本与好演员的本领也是枉然。
焦菊隐先生是剧本与演员的桥梁，他既是一座美伦美矣、精心建造的大桥，
又是一条天然与清新的河流。
舞台仿佛是一汪水塘，剧本仿佛是水，而演员又像水中的鱼。他的劳动
使这一切交溶在一起。
有许多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他们也像我一样地怀念焦先生。因为，
二十多年来他们与焦先生共同创造了多少部好戏。正是在这种创造中，他们
成熟了。有些已经成为出色的戏剧艺术家。他们从焦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
得到的教益与灵感，就像火种被点燃，一星星、一点点，已经燃成了美丽的
火焰。
焦先生一直主张“启发演员的主动性”，他的办法很多。我有时想起来
就感到后悔，没有好好地、细心地看他排戏。我相信，那是一种艺术、修养
与作风的陶冶，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再创作的艰辛与享受。值得欣慰的是，
有多少人看他排戏已经数不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留下焦先生天才
的火花。
听说排《关汉卿》的时候，有一个演员用了鼻烟壶做道具，焦先生看到
了。据他所知，鼻烟壶是明朝才传到中国来的，元朝不会有。然而他还怕不
准确，一直问到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他们回答说：“现在的资料还不能证明
元朝已经有了鼻烟壶。”于是焦先生说：“那就不用这个道具吧。”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由此可以想到焦先生对艺术认真严格的态度。
这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焦先生年轻时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培育出许多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为了更透彻地了解民族戏曲的内容与形式，他不但研究“唐、宋、金的
大曲”，还向各位京剧界老先生请教。而且拜了一位当时大家都十分推崇的
老前辈、精通昆曲的曹心家先生和专工小生的冯蕙林先生作者师。使全校师
生惊讶的是，他每日也和学生一样压腿、吊嗓。他并不是想成一位名演员，
而是在用身心去琢磨祖国的民族艺术传统。
因此，他很早就主张话剧要继承我国民族的表演形式。在郭沫若的《虎
符》的演出中，他实践了他的设想，同时也显示出他卓越的才能。但在《虎
符》上演之后，他却这样谦虚他说：“如果说，过去的戏都没有传统的表演
风格，那就太武断了。我个人以为，我国话剧演出，有的戏在民族形式上更
突出些，有的戏虽已具有了民族风格而不易使人察觉。”经过多少年的追求、
体验、创造，他写了《关于话剧吸取戏曲表演手法问题》的论文。文章的价
值与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了。
我在谈焦菊隐先生，然而我对导演艺术却是外行，对于他所创造的导演
艺术流派，也是耳濡目染，讲不出个道道。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心有灵犀
一点通。”这样说，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而是指每一个致力于戏剧艺术创作
的人，每一个热爱戏剧艺术的观众。焦先生的影响在人们的心里，他的声誉
已经传遍了国内外。
昨夜醒来，想到焦先生，是那个沉默的，几乎不说话的上了年纪的人。
那时他和我都在“牛棚”，铺挨着铺。现在，他已经离去十年了。但是我知
道，我不会忘记他。我还知道，大家都会记住他。他的生命不会完结，永远
被戏剧艺术的熠熠光辉照亮。
（原载《北京日报》1985 年12 月14 日）
伯钊同志，你永远在我们中间
最近我心脏病经常发作，又忙于开会，只听说伯钊同志正处抢救之际。
厚生同志怕我过分激动，告诉我，医院不许探望，要等医生通知，才能去。
两天过去了。四月十七日晚间才告我伯刽同志已经逝世了。我被这突然消息
惊呆了，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离开我们。我要奔赴医院，因为正开着剧代
会，被阻止了。我在开会，但伯钊同志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雪白的
头发，红通通的面庞，精神抖擞、就像她依然同我们坐在一起讨论。
我不相信她会去世。伯钊同志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她腰杆笔挺，从不
知疲倦。年龄对她，好像永远不留下痕迹。她总是朝气蓬勃，保存着一颗对
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她的心扉永远敞亮着，毫无隐讳。不管别人爱听不
爱听，她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她是非分明，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伯钊
同志性格顽强，为党的利益、为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不懈地与错误路线斗争。
这样一个好同志是不会死的。她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为
我们树立一个如何为革命与文艺工作的光辉榜样。她是不会死去的。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由上海绕香港、烟台转到北平，
我首先接触的老红军，老战士，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就是李伯钊同志。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穿着一件旧的棉军装，束着皮腰带，戴着军帽，笑容
满面地和我握手，谈起工作，滔滔不绝，洋溢着满腔热情。她身穿那身洗得
退了颜色的旧军装，十分干净。人不高，但挺拔、矫健。我心里说，她就是
三过草地的革命战士啊！
我比伯钊同志只大一岁，但在革命征途上，她是我的大姐。在政治上、
生活上，她对我关心备至。她在任何人面前，从不摆老革命家的架子。尤其
是正当她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歌剧《长征》时，她多次找我讨论，要我提意
见，我说：“我没有革命经验。”她却说：“你有写作经验！”她不停地间
我剧本结构，歌词的准确性等等。我很难为情，她十分严肃地说：“你在剧
本结构上，词句上，是有办法的！”她简直不像在瑞金当过高尔基戏剧学校
校长，曾经留学苏联，又写过很多剧本、革命歌曲，又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教
育部艺术局局长。她真是虚怀若谷，博大谦逊啊！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是伯钊同志创建的，是综合性的剧院，有歌剧、
舞剧、话剧、舞蹈、创作，还有许多其他传统戏曲剧种。后来党调我兼人民
艺术剧院工作，专搞话剧；伯钊同志就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
我记得专事话剧的北京人艺再次建院的时候，吴晗、廖沫沙同志都来了，伯
钊同志特地赶来祝贺，谆谆教导，抑制不住地流下惜别的眼泪。她是从心里
深深爱着这些从事革命活剧的艺术家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有伯钊同志的心血，不能忘记北京人艺的奠基者李
伯钊同志。今天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抚今追昔，我怎么也不相信伯钊同
志竟会离开我们。她没有离开我们。她的正直、热情，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在十年内乱时期，伯钊同志受尽了摧残。有一次我们一起被批斗，她跪
在那里，足足有三个小时。我颤巍巍地弯腰低首，但心里却想着身边跪着的
她。她仍然直挺挺的。我的心在颤抖，我为她受的种种折磨与摧残痛苦地颤
抖。她的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她仍在坚持锻炼身体，满怀信心地度过
那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岁月。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乌云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
们重新见到阳光。我们都被折磨得患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伯钊同志在枪
林弹雨的岁月中闯过来了，在与张国焘残酷斗争中斗争过来了，在十年浩劫
中挺过来了。她为了今天和明天，仍在奋斗着。她又与病魔搏斗着，虽然她
患了脑血栓，偏瘫了，凭着她顽强的意志，她又站起来了。她在争分夺秒地
工作着，并写出了革命史剧《北上》，为我们后代子孙留下了伟大的革命史
诗。
多少人劝阻她要节劳，保重身体，她听不进去，在她头脑里，只有“时
间！时间啊！”对她来说，时间比生命更重要。她拼命想把失去的时间和积
压的工作抢回来，她多想再有一些工作的时间！然而。。
我一直相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