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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模糊土地产权关系的恰恰是《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法》实际上强化了国家对土地权益的处分权，弱化了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土地所有者权益。看来有必要修改《土地承包法》，还权于民。
3。农民的社会保障靠政府更要靠土地，让土地产权实现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农民的社会保障开始纳入议事日程。这当然是好事，但靠政府财政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似乎也是难以实现的。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主要靠农民土地的产权收益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辅之以国家财政补贴。土地产权的三大块收益基本可以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块是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的增值收益（每年不少于1000亿，拿出5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二块是农村土地承包收益（按农业产值的5％收取租金，每年也有500－700亿，拿出200－3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三块是土地银行和土地信用社的经营收益（每年不少于500亿，拿出200亿搞农民社会保障应该不成问题）。这三笔加起来，每年可以用于农民社会保障的资金是900－1000亿，如果国家每年补贴500亿，那就是1400－1500亿。相当于每个农民每年约200元。如果重点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人均年可用资金在600元以上。应该说用农民的土地产权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完全可以操作起来的。
4。农村公共产品既靠政府埋单也要靠土地收益埋单，让土地产权收益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经济基础。现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家，如六小建设、教育和合作医疗补贴等；另一个是农民集资———所谓的一事一议。国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医疗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内的公共服务（道路、水利、文化、体育等建设及其维护），国家短期内难以提供，必须依靠村民自己解决。
如何解决呢？对绝大多数村庄而言，现实的选择当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产权收益解决，国家可以适当的补贴。如果土地承包费按5％收取，每年是500－700亿，可以从中拿100－150亿做村内的公共服务（取消一事一议），国家可以拿出50－100亿进行补贴。
总之，如果农村的制度能够按照现代制度体系的框架得以完善，农村的制度体系就能顺利的与城市制度体系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作者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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