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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得对，左拉，”洛特雷克说，“我发觉体的书是描写自欲的、鞭亵的。”
“当你看到淫秽的行为时，应该懂得的吧！”
“你有过那种辰光呀，洛特雷克！”
“传者，”左拉唤道，“给各位来酒。”
“现在逃不了啦，”塞尚对员克坦说，“左拉一请喝酒，就意味要听他一个小时的讲演。”
传者送上酒。画家们点燃烟斗，围成紧紧的、亲密的圆圈。煤气灯的螺旋形光照亮房间。
从其他桌子上传过来的嗡嗡谈话声，低沉杂乱。
“他们说我的书不道德，”左拉说，“他们也以同样的理由把不道德加在你们的绘画上，亨利。公众无法理解。在艺术中，道德的裁判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艺术是超道德的，生活也是如此。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猥亵的画和书，而只有结构蹩脚和表现蹩脚的画和书。图卢兹一洛特雷克的妓女是道德的，因为他把蕴藏在她外表底下的美揭示了出来；布格罗的纯粹的农家姑娘是不道德的，因为她给感伤主义化了，那样地讨人喜欢，以至于一看到就令人作呕！”
“对，是那样。”泰奥首肯道。
文森特看出画家们尊敬左拉，并不是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们瞧不起成功的一般含义——而是因为他运用了对他们显得神秘而困难的媒介物进行着工作。他们专心地倾听他的讲述。
“普通人的头脑是依二元性来思考的：光和影、甜和酸、善和恶。那种二元性在大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只有存在和实践。当我们描绘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描绘生活；当我们给那个行动命名——如邪恶或建狠——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主观偏见的领域。”
“不过，埃米尔，”泰奥说，“如果群众没有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呀？”
“道德就象宗教，”图卢兹一洛特雷克接着说，“是一服麻醉药，使人们看不见生活中可以得到的幸福。”
“你的超道德，不是别的，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罢了，左拉，”修拉说，“而且是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种东西以前曾经试过，但是行不通。”
“当然我们得有法律，”左拉同意地说，“社会福利要求个人的牺牲。我不反对道德，只反对把唾沫吐在《奥林比亚》上的少见多怪，只反对查禁莫泊桑著作的无理要求。我告诉你，在今天的法国，道德只局限在性感的范围内。让人们喜欢跟谁睡就跟谁睡吧，我知道有比那更高尚的道德。”
“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的一次请客，”高更说，“有一位客人说：‘你知道，我的朋友，你的情人要是出席的话，我就不能带妻子来赴宴。’‘很好，’我回答，‘那我就叫她晚上出去。’饭吃完了，他们都回家了，我们的那位诚实的夫人——整个晚上一直在打哈欠，现在不打了，对她的丈夫说：‘我们先谈谈心再干吧。’她的丈夫说：‘我们什么也别干，光谈心。今晚我吃得太多了。’”“那全说穿啦！”左拉喊道，声音超过了笑声。
“我们暂且不讲伦理学，把话题回到艺术中的不道德上来吧，”文森特说，“没有人说过我的画建猴，但是受到非难，说是更大地不道德，丑恶。”
“你击中了要害，文森特。”图卢兹一洛特雷克说。
“对，那是公众的新的不道德之本质，”高更附和道，“你们看到本月份的绒兰西水星渺把我们叫作什么吗？丑恶崇拜。”
“这个批评也同样地用来对付我，”左拉说，“前天，一位伯爵夫人对我说：‘我亲爱的左拉先生，象你这样具有非凡才能的人，为什么到处去把石头翻过来，仅仅为了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肮脏的小虫在底下爬来爬去吗？’”洛特雷克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旧的剪报。
“听听批评家对我在上届‘独立沙龙’里的油画，是怎么说的。‘图卢兹一格特雷克也许因为好表现不足道的快活、粗陋的娱乐和低下的题材而受到责备。他显然对容貌的美丽、形式的优雅和举动的庄重麻木不仁。固然，他以生动的画笔描绘了形状丑陋、树桩般的和讨人厌的人们之丑恶，然而，这样的堕落有什么好呢？’”“弗朗茨·哈尔斯的阴影，”文森特喃喃道。
。“嗯，他是对的，”修拉说，“如果你的人物不是邪恶的，那你也至少是走入了歧路。艺术与抽象的东西打交道，如色彩、构图和调子。它不应当被用来改善社会状况或用来搜罗丑恶。绘画应该与音乐一样，从尘世中解脱出来。”
“维克多·雨果去年死的，”左拉说，“全部文明也随着他死去了。可爱的举止、浪漫史、巧妙的谎话和精细的手腕之文明。我的书为新文明而奋斗，二十世纪的非道德的文明。你们的绘画也是如此。布格罗在巴黎阴魂不散，但在爱德华·马来展出《草地上的野餐》那天，他得病了，马奈完成《奥林比亚》那天，他去世了。好啦，现在马亲也过去了，杜米埃亦过去了，但我们还有德加、洛特雷克和高更，来继续他们的事业。”
“把文森特·凡·高的名字放进那张名单。”图卢兹一洛特雷克说。
“把它放在首位。”卢梭说。
“很好，文森特，”左拉微笑道，“作被提名为丑恶崇拜了。接受这个提名吗？”
“天哪，”文森特说，“我怕我就是生在里面的。”
“让我们写下我们的宣言吧，先生们，”左拉说，“首先，我们认为一切的真实都是美好的，不论它的面貌会显得多么可怕。大自然的一切，我们全盘接受，一点不漏。我们相信，在粗糙的真实中，比在巧妙的谎话中，有更多的美；在下层社会中，比在全巴黎的沙龙中，有更多的诗意。我们认为痛苦是好的，因为它在人的全部感情中，是最深刻的。我们认为性是美的，甚至即使是由妓女和龟鸨所表演的。我们把个性放在丑恶之上，把痛苦放在可爱之上，把穷困的现实放在法兰西的全部财富之上。我们全盘接受生活，不作道德上的裁判。我们认为娼妓和伯爵夫人同样地好、门房和将军同样地好、农民和阁员同样地好，因为他们都顺应自然的款式，编织成生活的图案！”
“干杯，先生们，”图卢兹一洛特雷克叫道，“为超道德和丑恶崇拜干杯。愿以此美化和改造世界。”
“胡说八道！”塞尚说。
“又一个‘胡说八道’！”乔治·修拉说。
六月初，泰奥和文森特搬到蒙马特尔勒皮克路五十四号新居。这幢房子靠近赖伐尔路，他们只要朝东穿过蒙马特尔路的几个街区，就到克利希林荫道，然后顺弯弯曲曲的勒皮克路向东经过嘉乐特磨坊游乐场，就差不多进入了蒙马特尔丘的乡野区域。
他们的套房在三楼。有三个房间，一个小间和一个厨房。起居室里很舒适，放着泰奥的美丽的、古老的古玩橱，路易·菲力普式家具和一只足以抵御巴黎严寒的大火炉。泰奥善于持家。他喜欢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他的卧室就在起居室的隔壁。文森特睡在小间里，后面是他的工作室——有一扇窗的不大不小的房间。
“你不必再在科尔芒工作室里画画了，文森特。”泰奥说。他们正在设计安放起居室里的家具。
“噢，谢天谢地！不过我还要画几张女裸体。”
泰奥把沙发模搁在房间里，稍为离开古玩橱一点，挑剔地打量一番。“你好久没有画完一张全色的油画了吧，是吗？”他说．“对。’“为什么不画呢？”
“那有什么用呢？等我能够调配正确的颜色……你打算将这把圈椅放在哪里？泰奥，在灯下，还是在窗边？现在我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第二天早晨，文森特在日出前便起身了，在他的新工作室里安排画架，在画框上张了一块画布，拿出泰奥买给他的闪亮的新调色板，把油画笔的毛弄软。当泰奥起身时，他煮上咖啡，下楼到较食店去买新鲜松软的月牙形小面包。
在早饭桌上，泰奥能够感觉到文森特的激动和纷乱。
“暧，文森特，”他说，“你已经上了三个月的学。嗅，我不是指科尔芒的工作室，我是指巴黎这个大学校！你已经看到了三百年来欧洲最重要的绘画。现在你打算……”
文森特把吃了一半的早餐推向一边，跳了起来。“我想我将“坐下来。把早饭吃完。你有的是时间。没有什么要你担心的。我会给你买大批颜料和画布，使你手头上经常不缺。你最好还装一付假牙，我要使你保持健康。但是看在老天的面上，画得慢一点，小心一点！”
“别讲废话，泰奥。哪桩事做起来我是慢的，小心的呢？”
那天晚上，泰奥回家，发现文森特发狂了。他在令人伤心的条件下，画了六年画，现在，万事俱备，却面临着丢脸的无能为力。
直到十点钟，泰奥方才使他安静下来。他们出去吃晚饭的时候，文森特恢复了一点信心。
泰奥显得苍白疲惫。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对他们俩都是折磨。泰奥从陈列馆回来后总是发现文森特处于发狂状态之中。他门上的那把坚固的锁完全不起作用。文森特通宵坐在他的床头上，跟他争论不休。当泰奥睡着的时候，文森特便推他的肩头，把他弄醒。
巴黎夏季的酷热来临。烈日烧烤街道。巴黎人呆在心爱的咖啡馆喝着清凉饮料，直到深更半夜。蒙马特尔丘上的百花，竞妍斗艳。闪闪的塞纳河境蜒流过城区，流过树林成行的两岸和一块块阴凉的绿草地。
每天早晨，文森特背上画架，出去寻找题材。他在荷兰时，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持久的烈日，也没有见到过如此浓艳的原色。几乎每天傍晚，他总是及时赶回来参加在古皮尔公司隔层楼上的热烈的讨论会。
一天，高更来帮他调配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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