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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卢武铉有次接见我时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为什么？华商遍布世界，是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是我们的民族血缘和中华文化。因此，“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跨越意识形态、跨越政体的，是文化的、感情的、血脉的联系。这个“拉”是我们电视人的一种企图心。50年没有回过大陆的文化大师李敖被凤凰“拉”来完成了一次快意还乡之旅。他在北京秋凉如水的大街上，在欢声笑语的小学母校里，想到了他的好朋友、华人著名导演李翰祥。李翰祥在北京导戏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了一行字：梦里不知身是客。他觉得回到北京，怎么会拿他当客人？李敖说，我到北京不是客人，是个反客为主的身份。
有记者问李敖对“去中国化”的看法，李敖说，去中国化容易吗？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日本人垮的时候，日本文化一夜之间几乎不见了。这种不能生根的，从外边硬往里塞的教育，不要介意。有的台湾人说我们要说台湾话，那是妈妈教给我们的语言。什么是台湾话？语言学上没有这个东西，语言学上是闽南话。全世界说闽南话的人口是5600万。台湾人口2300万，那3300万人在哪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南部。
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华人文化血型，是一种近乎天然的遗传基因。因此，凤凰卫视对于全球华人的大事小情，包括他们的危难、灾害，往往给予最大的关注。在许多需要为华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取得帮助的时刻，我们的记者总是争取第一个站在他们身边。
对工作存有敬重之心
长乐先生：
天才的成就是上帝给的，普通人的成就是职业精神换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无论跟随谁，无论外界如何动荡不安，有了职业精神，我们的内心就有了安定的力量，有了抵抗外界压力的承受力。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则决定了人一生的成就。
星云大师：人生必须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对工作要存有敬重之心。尤其工作时，必须与很多人互动、合作，所以在群众之中，一定要与人和乐相处，不可有我无人。懂得敬业乐群的人，人生才能一帆风顺。
长乐先生：我认为职业精神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敬业、专业、勤业、创业。有了这四种精神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事业有成。
我们资讯台有一位名叫张洁慈的港人编译，她在“凤凰”工作多年，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公司上早班。公司因为常有加班，所以偶尔晚到几分钟也不会扣工资，但是，她在这里工作的一千多天里，没有迟到过任何一次。在她看来，迟到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事关个人的名誉”；但她也从不认为不迟到就是什么大事情，所以她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
我们的办公室里贴着很多条幅。其中有一条，据说是美国一位总统对他的幕僚说的，虽带调侃，却也有深意：“如果/你受不了/这里的热/就滚出/这厨房。”
星云大师：真正的愿力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它会在忍辱、持戒中萌芽，在慈悲、精进中结成奇花妙果。
长乐先生：有一个真实的寓言。一位名叫阿费烈德的外科医生在对艺术院校教授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道路，有很多是受了生理缺陷的影响，人体患病器官为了抵御病变，其代偿性往往比正常的器官机能更强。阿费烈德将这种现象称为“跨栏定律”，即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竖在你面前的栏越高，你跳得也越高。
星云大师：只有不惧承担、不畏牺牲，最后取得的成功才是激动人心的。唐朝鉴真大师是江苏扬州人，他饱读经论，弘扬佛法，深为当时士民所重。有两名日本僧人荣叡、普照，久仰鉴真大师的盛名，特地渡海来请大师前往日本弘法。大师欣然应允。许多弟子劝他不要贸然前往，以免遭遇不测，他说：“为大事也，何惜生命！”但是，几度扬帆都未能成功，困在海中孤岛两年，大师双目失明。此时，他越发觉得弘扬佛法于海外的事业“舍我其谁”，因此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经过十二年的艰苦备尝，大师终于在第六次航行圆满东渡。
长乐先生：牺牲是一种崇高的激情，但“凤凰”决不主张自己的员工去做无谓的牺牲。无论如何，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尽可能多地将新闻传达给大众，尽可能多地将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尽可能多地瞄准民众关注的焦点，这是华人媒体取得国际“认可证”的首要条件，所以，“凤凰”始终认定，“到达现场”是迈向这条件的第一步。当“到达”存在着各种风险时，“凤凰”人的思想境界便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契约主义，不仅讲信用，讲忠诚，还包含着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友谊和感情。记得ＸＸ年，“凤凰”记者准备远赴阿富汗时，没有一个保险公司肯接受投保，我们依然上路了。当然，“凤凰”精神最后也赢得了保险公司的认同，现在已经有保险公司为“凤凰”做战地保险了。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灾难和战争发生，但不可否认，一个媒体若不能真正面对重大事件，不能深入采访报道，你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传播的大棋盘中出局。
信息多元遏止信息霸权
长乐先生：
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电视台是CCTV，成立于1958年。而中国大中城市的居民真正能看到电视，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前人们看到的带图像的新闻大多是在电影院，电影开演前加映十分钟的“新闻简报”，所谓的“新闻”已经是数月之前的。当中国满怀希望打开国门的时候，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处在弱势挨打的位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传媒公司，其中美国4家，法国2家，德国、日本各1家。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18家，没有一家是传媒企业。美国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占GDP的1/3，中国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3。1％。美国的音像业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仅为1亿元人民币。
西方的媒体软实力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人们被封闭在“国际化”的围墙中，强者的观点会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报告》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了分类，认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组成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联合国专家告诫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出版业发展，才能有效改善国内、国际只有某一种声音的畸形状况，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
星云大师：媒体的功用与学校类似，是知识的传递者。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接触传播媒体，从中获得新知，它对知识多元化的推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对知识普及化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传播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就应尽社会教育的责任，引导正确方向，以提升大众的智识水平。
长乐先生：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门，而是要开窗。先让空气能够流通，再让内外能够互望，最终做到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而使世界和睦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新闻信息的全方位开放与多元化交融。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中。”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事件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的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世界华人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有更大的理解度，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也是“凤凰”的着力之处。
重要的还是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国的封建传统是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去获得利益，杀来杀去，伤了民族的元气。
星云大师：媒体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讯息的分选者，负有促进人类交流、教育大众的功能，因此，尊重别人的隐私，多报道社会的光明面，是传播业者应负起的责任。
长乐先生：我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时，在宣布调整卫生部长人选之前，我们接到通知，不能直播，央视的转播车也已经走了。但是我告诉现场的“凤凰”记者：“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果事情出现转机，仍然执行原直播计划。”后来，在电梯里，我们的记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起请求有关领导允许直播，终于获准了。那时，现场只剩下“凤凰”一家的转播车还坚守阵地。我们顺利地进行了直播，这成为一场使中国政府摆脱困境的直播。央视也第一次转播了凤凰的Live信号。当时，我非常激动，并非因为“凤凰”赢得了一场战役，而是我觉得中国有救了。
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长乐先生：
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约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3。65％，约合10亿人口。一方面，这些人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人民币，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
2004年9月3日下午5：25，凤凰资讯台突然切断正常的播出，画面上出现了俄罗斯北奥赛梯别斯兰的一所学校，一场挟持与反挟持的枪战在这里打响。世界各大媒体的三百余名记者拼命赶往那里。
还好，这群记者中间有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