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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医药制造行业的宝贵财富，为这些行业提供了高技能劳动力。但是，推动整个行业具备世界竞争力的这些公司并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印度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力，而是应该像归功于自由市场的中立判断一样，归功于他们创立之时的偶然条件，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具有路径依赖特性。（研究微软公司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其市场统治地位归因于路径依赖。）
印度制药业的发展之路始于该国独特的专利制度，直到最近这个制度还是保护制药方法，而不是保护医药配方。由于西方医药企业基本上有意绕开印度市场——印度实行严格的药价控制，随时准备为国内企业仿制国外研发的药物颁发许可，西方公司望而生畏——以Ranbaxy和Sun Pharma为代表的几家雄心勃勃的印度公司，开始研发已经在别国获得专利的新药的替代制造流程。无视外国医药专利，拿来创建本国医药产业，印度并非始作俑者。19世纪晚期，瑞士就是这么干的，并因而得以制造阿司匹林，直到1978年，瑞士才引入医药产品专利制度。但是，印度是利用这个办法，创建具有世界水平医药行业的唯一发展中国家。如今，西方医药的印度版产品满足了70％的国内需求，而且有60％的印度医药产品出口国外，主要销往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为什么不是俄罗斯或印度？（7）
印度制药业尽管取得了全球性成功，但对其他经济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就业岗位方面，印度医药企业雇员总数约为500 000，而全国劳动力接近4亿。印度医药行业也没产生什么“外溢效应（spillovers）”——当一个行业发展出来的技术与经验被其他行业采用时，这种效果就会出现——而外溢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原因就是只有竞争才能造成外溢，而印度大部分行业都被小企业统治，这些小企业受到严格的管制政策保护，免受竞争压力。此外，未来10~15年，印度大型医药企业很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2005年1月，印度正式接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规则，这是美国为印度加入WTO设定的入世条件，长期以来印度免费搭乘欧美制药商研发便车的日子宣告结束。由于印度旧的专利制度极不鼓励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该国世界级医药厂商研发投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辛格政府决定最终解除医药领域管制政策，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印度大型医药企业要想继续在游戏场上玩下去，就不得不与美国和德国的医药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
印度的软件及IT服务企业构成了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部门。这个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也不比医药行业多——只占印度雇员总数的0。1％——2005年该行业的总收入为285亿美元，超过GDP的3。5％。除了美国与爱尔兰，印度的这个比例高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而且，印度软件与IT服务出口达到152亿美元规模，占出口总额的20％还多。据麦肯锡一项最新研究结果估计，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印度软件及IT服务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将会接近900亿美元，占到GDP的7。5％，每年出口额高达500亿美元，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5％。
与制药企业十分类似，印度软件产业发展应该部分归功于偶然事件。1986年，正当美国软件厂商激烈争夺国内市场之时，印度做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国家规划，要求全国银行采用基于Unix操作平台的标准系统。这项法案激发了在该平台上设计软件的激烈竞争，几年之内，如今在新德里和班加罗尔家喻户晓的许多新生程序套件——Infosys； Wipro； Softek； TCS等——最终成为成本低廉的会计软件包，很好地运行在Unix这个全新平台上。1991年，美国政府引导软件企业按照美国工资标准支付外国员工薪酬，处于萌芽阶段的印度软件业迎来了又一个大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等到先进的电信技术畅达全球，甲骨文（Oracle）、微软及其他美国软件公司都想到，他们可以更进一步，把一些软件开发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因为印度有数以千计的讲英语的年轻人编程技术十分娴熟。千年虫（Y2K）问题为软件外包提供了更大动力，而且这一战略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市场成功，其中包括Ramco公司的马歇尔规划（Marshall program）、来自Infosys的Banco 2000以及TCS开发的EX项目。
印度软件行业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比医药行业明显。最为显著的就是，编程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印度学生选择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从而为快速发展的IT服务行业提供了必要劳动力。但是，印度经济活动中其他方面的现实因素阻碍了软件行业发挥潜能、帮助推动更加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盗版猖獗，阻碍了处于萌芽阶段的印度软件天才开发下一代Windows与Norton应用软件，就其总体分量而言，印度编程技术也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而且，在IT产业力量强大的其他国家，包括爱尔兰、以色列，以至美国，强大的经济冲劲并不是来自IT新技术的开发，而是来自IT技术在其他行业领域自然而然的应用与传播。印度大型工商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那些政府已经最终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举进入的领域，尤为明显。但是，在印度规模庞大、简单原始的农业部门，根本不见IT应用的踪影。而且，由于超小企业主导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加上采用新技术可能导致裁员或职位重新安排的企业行为受到劳工管制政策的严格制约，IT技术在零售、服装、建设及私人服务等重要行业的推广进程停滞不前。反而是美国成了印度IT行业外溢效应的直接受益者。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人们常说——尽管消息来源不易考证——上世纪90年代后期，硅谷创业企业40％的创始人与顶级执行官都是印度人，而且印度经受的顶级程序员与软件企业家面向美国（及英国）的人才流失今天还在继续。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为什么不是俄罗斯或印度？（8）
印度另外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部门就是其电影业。在西方人所谓的“宝莱坞”（Bollywood），电影与视频节目产量仅次于美国。许多影视产品都是在海德拉巴近郊制作完成，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影视生产联合体，占地2 000英亩，设有500多个音响室，构成了罗摩吉（Ramoji）电影城。不管什么时候，大约都会有20部外国电影、40部印度电影在那里分期制作。
今天的印度电影业很像上世纪30年代签约巨星制度正处巅峰的好莱坞，由极具英雄色彩的人物统治，1994年的世界小姐艾西瓦娅·雷（Aishwarya Rai）和恶名昭彰的坏孩子沙尔曼·汗（Salman Khan）就是代表人物。1997~2006年，雷小姐出演36部电影，其中包括6个英语角色，这个星光灿烂的女演员正在成为印度第一电影明星。近几年，她先后成为戛纳电影节第一位印度评委，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陈列纪念的第一名印度女性，赢得欧莱雅全球代言合同的第一个印度佳丽，也是获得《时代》杂志“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提名的唯一印度演员。汗先生则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而又同样成功的公众形象。每当宝莱坞媒体把汗先生与雷小姐（及其他名气稍逊的女演员）相提并论时，他的英雄形象总是与触犯法律有关，其违法行为包括猎杀濒危物种印度羚（印度神话中月亮神的坐骑）；酒后超速驾驶，在孟买人行道上撞死熟睡中的三个人；传言还与印度黑社会有染。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衡量，汗先生都是一个活跃分子，过去10年，他出演50部电影，赢得了数千万忠实影迷。
在这样一个由欧美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业，宝莱坞的异常成功可以归功于印度经济生活的三个因素。首先，印度GDP增长更加依赖传统消费，而不是投资与出口，而且印度消费价格极低——普通电影票只卖20美分——国内消费需求巨大。印度每年卖出40亿张电影票，占到整个亚洲的3/4。其次，印度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大多数企业家对此头疼不已，这也成为他们投资电影业的一个偶然因素，这在罗摩吉电影城表现得尤为集中。最后，与欧美国家一样，电影制作正是为那些才能卓越、雄心勃勃的风云人物量身定做的一桩生意。在印度，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而且在占据经济结构主导地位的所有印度小企业，经营伦理规范所起作用十分明显。引领印度电影业发展的不同凡响的行业领袖是切鲁库瑞·拉玛·罗（Cherukuri Rama Rao），他集塞缪尔·格尔德温（Samuel Goldwyn）、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唐纳德·特鲁（Donald Trump）于一身，不仅创建了罗摩吉电影城，他是真正的传媒大亨，过去30多年，他还创立了印度报纸、电视、电影的行业标准，其商业帝国经营范围现在已经拓展到宾馆、银行、食品、广告等产业领域。
尽管印度电影业取得如此成功，不过仍然只是一个国内行业，鲜少出口，也没有多少全球影响。虽然罗摩吉的影片制作成本远比欧美电影工厂便宜，但是推动全球娱乐业发展的主要还是其他无形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影星、作家，以至对全世界流行口味莫可名状的迎合能力。与在世界范围内经营、服务于全球观众的娱乐业巨头相比，印度电影业不过偏安一隅，而且这种情形很可能还要继续保持下去。宝莱坞的年度收入还不到20亿美元，相形之下，时代华纳、迪斯尼、维旺迪环球（Vivendi Universal）等娱乐业巨擘每一家的年收入都在300~450亿美元之间，美国电影每年收入也超过500亿美元。为拓展全球电影事业，印度女星艾西瓦娅·雷小姐和中国导演李安最终分别供职于维旺迪与时代华纳。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