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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损害了公众利益。盛行的回扣，出自于交易双方的恶意串通，在给付和收取回扣的双方都能取得可观利益之时，被损害的，除国家利益之外，更直接的则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尤其在国有资产大量投入的公用企业，以及如医疗卫生等特殊服务行业，发生回扣以后的高价、高额的服务费，最终必然由接受服务的公众承担。尤其是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后，老百姓成了真正的双重受害者。群众气愤地称那些包装精美、价格昂贵的药物为“回扣药”；面对那些地基不牢、刚通车不久便返修不止的“回扣路”，轰然倒地的“回扣楼”痛恨不已。然而吃“回扣药”、走“回扣路”、住“回扣楼”的多数还是广大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同时，由于国有资产在某些行业中的投入和企业管理体制问题，以及与党政机关干部千丝万缕的联系，群众往往要将企业的回扣行为误解为受到了政府的暗示或默许，由此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不满，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是破坏了合理分配。合理的竞争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状况，使生产者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以及在什么时候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并且通过竞争，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的出现，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行贿者一边倾斜。资源及劳动不合理的流向了行贿者一边。这势必阻碍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商业贿赂为不法生产经营者大肆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渠道，大开方便之门。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得以泛滥，屡禁不止，不能不说，商业贿赂的诱惑是其中一大原因。
五是孳生了贪污腐败。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存在，企业经理、采购人员、供销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败坏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影响了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商业贿赂的综合治理
一是加强监督工作，防止执法软化。当前，制止商业贿赂的工作，远不是执法过头，“影响经济发展”，而是执法不到位，不能制止其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行政、司法工作腐败的表现之一。造成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既有执法队伍内部的原因，又有少数领导的地方保护、部门保护问题。加强内部监督，加强社会监督、纪委监督，实施人大对各项法律的监督等，均不失为防止执法工作软化的好方法、好措施，但任何监督措施，都要防止成为一种形式，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加大，防止执法软化，也要为执法机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维护正常的执法活动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建设一支能胜任职责的公务员队伍，不断提高素质，提高执法水平，也才能顺利完成执法任务。
二是清除腐败，净化社会环境。商业贿赂行为是社会腐败在商品交易中的反映，脱离开清除腐败、净化社会大环境，去单纯强调制止商业贿赂，无异于空谈。在党中央领导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普法工作，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严厉制止各种权、钱交易，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使社会大环境逐步净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高举反不正当竞争的大旗，努力做好执法工作。大环境的净化，将使商业贿赂的“市场”缩小直至逐步消失，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普遍现象”和“法不责众”的状况。
三是体制改革，制约特殊权利。针对我国公用企业、特殊行业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尽量引入竞争机制，将带有独占性的服务与一般经营活动明确分开。如，将经营电信网络服务活动与出售电话机的经营活动分离，让诊病的医疗服务与药品经营行为分离等等。国家要从体制改革人手，使特殊服务行业失去滥用优势的条件和机会，从体制上防止商业贿赂、强制交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将特殊服务与一般性经营分开以后，可以改变利税流失的状况。对于确需国家补贴投资的医疗卫生、水电、通讯、道路、交通等基础建设，国家完全可以从失而复得的利税收入中统筹安排，给予补贴。制止商业贿赂行为，是摆在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保障公平竞争机制的正常实现，还诚信商风于市场，还需要从多方位人手，多部门配合，尽力把商业贿赂活动的势头压下去，使其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商业贿赂是指发生在商品购销过程中的犯罪。
尽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商业界的“潜规则”。
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广告中看到这样的话“出租车送客有回报”，这就是说，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到了“广而告之”的地步。
中国的商业腐败有一个相当致命的特点——社会认可度特别高。
市场经济竞争的是价格、是服务，这是一种效能竞争，看谁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但商业贿赂是争人情、争贿赂金额和关系网，市场竞争变成了贿赂、人情和关系网的恶性博弈，看谁的贿赂手段更高明。
近年来，国际上对腐败的定义产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定义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2003年以后，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将其修正为“利用委托权力牟利”。国际反腐的一个趋势是私人部门的腐败行为越来越成为重点。
商业贿赂作为众多行业的“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牢不可破。
让圈外人惊讶的是，作为一家声名显赫的医学诊断产品企业，三分中国市场有其一的全球大腕，其丰厚定单的背后，竟然是一笔笔见不得光的“黑金”在施展法力。
让圈内人惊讶的是，送回扣是人所共知的行业规矩，怎么就违法了？
圈内人的这种惊讶会让圈外人更为惊讶：看似堂皇的表面秩序之后，真正法力无边的，竟然是这种不需要说破的但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不仅在医药行业，在旅游、电信、建筑等等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商业贿赂作为“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牢不可破。
在日趋激烈的电信业，“潜规则”是这样的：每个新建小区的门口都铺有数家电信运营商的电缆线，但是谁能进入小区，就看谁的“运作手段”更高明。电信运营商都明白，要想进入小区，必须要给开发商“意思意思”，谁的“意思”多，谁的电缆线就能入户。大家之所以遵守这个“潜规则”，是因为对抗的后果会很严重：已经铺设到小区门口的电缆线，将永远无法延伸出关键的“最后一步”。
人们都有体会，同样的厂家，类似的产品，相同的质量和价格，买谁的不买谁的，还不是产品背后的利益因素在起关键作用。总之一句话，谁不守规矩，就只有出局。
事实上，我国多部法律对商业贿赂都有着相当严厉的处罚规定。法律界认为：我国法律对行贿受贿处罚之严，为世界所罕见，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足以让一些依靠商业贿赂打开市场者倾家荡产。但现实的情况是，法律不敌“潜规则”，。执法不力，实质上是对商业贿赂的默认。
吴思说的，在潜规则盛行的秩序下，恶人会得势，好人会被淘汰。把这套理论应用到商业领域同样适用，一个遵守“明文规定”拒绝商业贿赂的企业，肯定会被“潜规则”排斥而被淘汰；而深谙“潜规则”之道的企业则会如鱼得水。在这种“囚徒困境”之下，遵守“明文规定”拒绝商业贿赂的企业，也会转而成为“潜规则”的信徒，进而增大“潜规则”的能量。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当游戏参与者屈从于“潜规则”，当裁判员默认“潜规则”，“潜规则”的力量会何其可怕。我们期待的是，当“潜规则”无限强大，膨胀到游戏参与者与消费者包括承受的时候，一个循环就该结束了。
事实上，商业贿赂从一个国人陌生、漠视的概念演变成如今熟悉的概念，折射出的正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现实困境。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后，我国通向市场经济的车轮并未彻底摆脱泥泞，而四处蔓延的商业贿赂，正是其中一处危险的陷阱。
在现实生活中，商业贿赂的污垢，正在玷污着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灵魂。商业贿赂颠覆了机会的平等、规则公平等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要素，当“攻关”、“行贿”成为通向市场机会、高额利润的高效道路甚至是唯一道路时，当遵纪守法的企业纷纷败落、大行贿道的企业笑逐市场，在“生与死”的决择中，我们如何能指望企业秉持应有的商业操守、作出良知的选择？“劣币”驱逐“良币”的荒诞经济图景，正是商业贿赂一手导演的。房价飞涨、药价虚高等坑害民生的现象，正是商业贿赂的“交易费用”层层转移和放大的恶果；假冒伪劣、投机诈骗横行所引发的社会信用危机，也正是商业贿赂裹挟的腐败文化日益滋长的反映。更为严重的是，以商业贿赂为纽带的、在市场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共同体，挑战着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如果任其蔓延下去，我们面对的就是某些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从本质而言，商业贿赂并不仅仅是一个腐败问题，而是制度短缺的外在症候。首先，“好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割舍不应该有的权力垄断。行贿者的供给是以存在受贿需求为前提的，当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拥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