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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推公选”看起来是机制创新，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还是组织部门牵头在搞，在干部的推荐和选拔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按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首长的选举应该是人大的权力；但在普遍的实际操作中，人大很难否决上级党委推荐的候选人。
近年来推行的票决制，运用不好，仍然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任命制，只不过这种权力从常委扩大到党委委员。官员任命一般是上级党委“内定”好了的，甚至连差额选举都不存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部门并没有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为当时选拔干部更多 的是依据领导对于下属的判断，不是组织部门的考察。但是到了今天，干部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干部的考核、任命越来越制度化，于是组织部门在审查、考核、任用官员上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这其中，又以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的重要性为最，而组织部长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之目前流行的对于一把手越来越顺从的风气，组织部长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组织部门的运转。
在党委统管全局的情况下，考察、选拔干部的重任自然更多地落到了组织部门的头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干部能否真实地反映实际、代表民意，如果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存在腐败，一些通过这个渠道选拔上来的官员也就值得怀疑。如果选官出了问题，他选出来的官会怎样？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容易认为组织部长的职能仅仅限于官员的提名、考察和推荐，而不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实际上组织部长在干部选拔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官员提名”这个环节，由于中国缺少官员自由竞争的氛围，提名往往就决定了最终的入围。在这个环节上，组织部掌握了许多别人不可能了解的信息，所以提名那一位官员有很大的主观性，组织部长可能从这个环节牟取利益。
又如最后的“决定环节”，虽然中国官员由常委讨论产生，但，组织部提供的信息是常委讨论的基础，对讨论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组织部长往往兼任常委，在常委讨论过程中，由于组织部长了解情况，他的投票有很重的分量，其他人都可能受到影响。可以说，常委会讨论虽然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实质上的权力相当程度都集中在组织部长和分管组织的书记手中。
中国官员任命的典型特征是上级任命制，组织部在任命制中的权力特别大。在一般情况下，组织部不仅负责官员的筛选、考察和提名，它还可以用一些非正常方式着重突出某些官员，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当权力起到巨大的资源配置作用，而组织部又对官员选拔有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
目前，干部的选拔任命受领导意志影响很明显，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在官员任命上有很大的权力，但从程序上看，却是由通过常委讨论和人大投票产生的，责任由大多数人承担，组织部享有了权力，却由别人承担责任，这是促成腐败的源头。
从表面看，官员的选拔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副厅级官员在组织部提名之后，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但是常委讨论的基础就是组织部提供的考核材料，同时组织部长又兼任省委常委，所以组织部长在官员的任命上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组织部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普通的副书记和副市长，因为他的嘴巴一张开，全是秘密，因此组织部长一般都不说话。
组织部长说起来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手里操着各级官员的生杀大权，实际上是个受气的差事。“人事人事，不是人干的事”。
组织部看起来是个“实权”部门，实际上在干部使用上并不能起多大作用。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外面看起来有权的部门，越是吸引人们的眼光，越是人们眼光盯着的地方，就有越多的人插手，越多的人想从那里分得一份权力。所以，越是看起来有权的部门，最后弄得最没有权。看起来有权的没有权，是最得罪人的。因为人们认为你能办的事情没有办成，不骂你才怪呢！
根据学者研究，一个干部提拔的“满足感”一般可以维持三年左右，过了这个时间，又开始了谋求提拔晋升的新一轮燥动。
讲真话、讲原则是组织部长的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因为在现行这种选人用人机制下，在党委决定之前，只有组织部长说得上话，而能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别人又说不上，就是失职。组织部长的失职，会使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使用，会使坏人或者庸人掌权。更严重的是，用什么人表明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说假话，不干实事的人如果得到重用，就等于鼓励干部去说假话、不干实事。跑官要官的有一个成功了，那么大家都会去跑、去要。
干部好坏在于别人一张嘴。同一个人，要找你十条优点不难，要找你十条缺点也不难。你谦虚吗？可以说你没魄力。你有魄力吗？可以说你武断。你表达能力强吗？可以说你只唱高调不干事情。你有理论吗？可以说你脱离实际。你敢于批评人吗？可以说你同下级搞不好关系，不能团结同志。你聪明吗？可以在前面加个“小”字。用你有一千条理由，不用你也有一千条理由。
现在组织识人用人的鉴别力有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鉴别力问题，而是选官机制的作用。官场一些封建文化在官员的选拔、晋升上还起着作用，诱使那些官欲熏心的人去适应这种文化。有人通过这个渠道成功，启发了更多的人照此办理，于是就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形成了一条与正常渠道相背离的暗道。
按照目前的党内组织架构，对组织部长的监督几乎是没有作用的。原则上并未说明纪委不能对同级的组织部长进行监督，但在运作中却很难起实际作用。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组织部长和省委书记往往有不错的个人关系，一旦书记产生了意向，纪委的监督无疑是无力的，甚至会出现“监督真空状态”。
同级的监督也很难实施，而上级纪委要管辖的官员比较多，使得上级监督也存在困难。尤其是省委组织部长，是属于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管理的范围，但这些机构管理的面实在太大了，往往很难落到实处；而省里的纪检部门的监督往往达不到副省级干部。
另外，组织部长的操作具有隐蔽性，整个过程处于暗箱之中，很难进行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而组织部长的腐败危害更大。
从目前的状况看，对组织部的监督的确是失效的。它的权力很大，制约关系不明确，责任不清。从道理上说，现在的监督管理是“下管一级”，组织部长是由中央调配，省纪委没有权力监督，使得对组织部的监督越加困难。
目前我国的组织人事职务犯罪呈现犯罪主体的特定性、犯罪行为的交易性、犯罪形态的多样性、犯罪行为的群发性等特点。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与腐败，不仅伤害了党和政府组织人事工作的信誉和形象，也是派生其他腐败与职务犯罪的源头之一。
所谓组织人事工作职务犯罪，是指那些具有组织人事工作领导权、经办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等职能部门的领导与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买官、卖官，违反国家组织人事工作的管理组织程序、法律、法规，损害国家组织人事管理工作制度与秩序。有四大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的特定性。只有那些具有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权、经办权、决策权的领导与工作人员，才具有这一犯罪的主体资格。
二是犯罪行为的交易性。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无论是行贿方、受贿方，还是介绍贿赂行为，都是采取商品市场的运作形式和手段，实施“互惠互利”的交易形态。选干、提干、调干等组织人事工作，都是可以进行交易的；有的是先贿后办、有的是先办后贿、也有的是边贿边办。
三是犯罪形态的多样性。当前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已经渗透到组织人事工作的许多工作领域，几乎涉及组织人事工作职务行为的方方面面，如考试招干、考核评职、职务升迁、奖励惩罚、人事交流、干部培训、出国考察、子女安排、甚至是班子调整、扩充编制、部门升格、工资调整等等。
四是犯罪行为的群发性。往往是一个厅局级、地市级、县处级的买官、卖官行为，会牵连并造成一个系统、一个地区数人、数十人违法犯罪的群体暴发，会殃及一个系统、一个地区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转型、体制更新、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类犯罪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查处的阻力大、压力大、难度大；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都有一个庞大的、深厚的保护层，而且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查办者与被查者，都在同一级组织与体制之中，这个保护层不仅对被查者有保护作用，而且对查办者也拥有“生杀权”，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同时，地方保护、条块分割也是一个障碍。
“贿选”问题的大量发生，是因为选举过程就是政治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获得，而公共权力的获得者即得到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
政治背后隐藏的经济回报，使得竞选者舍得“投资”。竞选者贿选，看中的是干部手中权力的含金量，看中的是其中的巨大利益。就贿选者本人而言，受这样一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