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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概括：儒家是一个探讨“担当”学问的学派。最高理想是修齐治平。这一切，都以“担当”为核心的。对自已的良知“担当”；对他人“担当”；对家族“担当”；对国家“担当”；最终对天下“担当”。儒家“担当”学问在中国谩长的历史长河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光照千秋的“担当者”。
孔老夫子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他的睿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但是，他同时是一个迷失了担当方向的战士。中国的悲剧在于，自孔老夫子以降，所有的“担当”者，统统“担当”错了方向。这就是在民主思潮日新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魂魄——儒家学派——饱受垢病的原因。
怎么错的？就错在对权力只有认同而无排异上。
身体具有排异性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艾滋病说穿了，就是一种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失去排异性，从而百病丛生，最终呜呼哀哉的疾病。请注意：艾滋病毒并不直接攻击人的任何器官，只是“温柔地”让人丧失排异性。
全世界都可以证明这“温柔一刀”是何等的可怕！
中国上古对权力性质的错误诠释，把权力看做“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恰恰如艾滋病毒，令中国人精神上的丧失对权力的排异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温柔一刀”啊！
一个人文系统需要的是对权力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平衡。对权力的单边式的只讲相容（服从），不讲排异（质疑），这样的人文系统，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的！
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在文化层次上！而这个原因的根，竟然深植在五千年前的“阐让”传说。正是这个“阐让”传说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使得中国人误认为：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创造出足够好的条件，尧舜即可再世啦。
直到今天，“媒体”等主流语系，仍然在津津有味地鼓吹，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这一神话。
君不见，庶民偶受小惠，对着“公仆”感恩载德，蠢血沸腾，这正是“媒体”最热门的、津津乐道的、没完没了的主题。
其实，公仆与商店之售货员没有区别，你付钱，售货员给你生话的方便，你交税，公仆也应该给你生活的方便，庶民不需要对“公仆”感恩载德！
在倡言民主与和谐的今天，我实在搞不懂“媒体”究竟想干什么？是恭祝皇帝老儿再活五百年？“媒体”先生们，如果你们的鼓吹真的变成现实，是不是嫌地球太拥挤？让中华民族给别人腾地方？你们也太“大公无私”啦！
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理上认清了权力的毒品特质，从而建立起对权力的排异感，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开始民主化进程。
“表态”文化
大批判总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大批判都是由上面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一例外。二是这些大批判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很少有例外。三是这类大批判都有统一的口径。大批判的主题、范围、罪名，甚至用语都是统一的。
大批判必然带来大表态。批判别人是手段，表白自己是目的；名为批判别人，实为自己表态；批判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些与被批判者有牵连者，通过大批判可以表明自己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已经反戈一击；那些与被批判者无干系者，亦可通过大表态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免引起当局怀疑。足够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迫使未被批判者驯服。众多参加大批判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担心不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的忌恨，会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
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有它的生存环境，很难想像一个美国教授、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法国官员、一个德国公民，会参加全党、全民的大批判、大表态。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彻底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需要将20年前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贯彻和继续下去，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个审慎的漫长的过程，尚需等待条件的成熟，那么有些非关全局而且呼声很高的事情如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使中国的传媒真正地成为朱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呢？ 如果连这点改革目前也难以做到，那么至少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能否将被批判者的全部情况告知人民，而不是只告知部分，不是只告知对被批判者不利的部分。既然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向人民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客观的信息服务。如果掩盖和封锁某些重要信息，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侵权，侵犯的是人民的知情权。
再退一步说，即便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即使我们批判的又是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应再像已往那样在共诛之、共讨之的时候剥夺被批判者的发言权，而是应该让他在被批判的时候拥有说明和申诉的权利。连在法庭上罪犯都有权作最后的陈述，何况还没通过法律手续给以定性判刑的被批判者呢？ 不但要给被批判者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要给别人为被批判者辩护的权利，也就是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在对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彭德怀、刘少奇进行大批判的时候，能容许他们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能发表别人替他们辩护的文章，就不至于造成那么多震惊人寰的大惨案了
能够做到以上所说的三点，即使在批判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也可以减少一点失误，使我们不致太可笑，太让人觉得老调重弹，毫无长进。
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这种封建的政治文化，不只是为了保护被批判者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大批判和大表态所践踏的不仅仅是被批判者个人，而是在践踏一种精神，践踏一种权利，这就是自由精神，民主权利。而在丧失了自由精神和民主权利的制度下，今天可能他是大批判和大表态的受难者，明天的受难者就很可能是你。
24。8 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这些经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取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很难只由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背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者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当然这种道德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
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官”，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身份，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加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会被许多人引以为荣。
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贱者服从尊上者，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人作为楷模。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会正直守法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结婚称为红喜事，光荣榜称为红榜，立功要戴大红花，出门求个开门红，进屋乐见满堂红，谁都想着一辈子走红运，当演员恨不得红得发紫，做生意但愿天天红红火火。至于人在机关，心中也无不是一个红字，最想做的是领导红人，最想戴的是红顶子，最想拿的是红包，最想去的是红灯区，最想玩的是红颜，最想入非非的是年轻下属的漂亮老婆红杏出墙。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