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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它们正快速地失去一二十年前所赢得的领导地位。例如，1999 年埃及上枢密院警告政府说：“不要再被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呼唤所欺骗。’，③ 理由是：它们已经忘记了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还忘记了穷人没有合法的办法得到资本，因此也就没有合法的办法使资本带来成果。结果是，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已经使自己变成了现实状况的保护者，盲目地试图执行现存的书面法律，而不管这些法律是否有歧视性。
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法律确实有歧视性。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这些国家中至少有80 ％的人口不能为他们的资产注人生命力，不能使资产创造出资本，因为法律把他们排斥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之外。他们是资本不足的社会群体，手中的上万亿美元全是僵化的资本。这些资产就像分离开的一个个小的湖泊，湖水消失在贫膺的沙地里，而没有形成被统一的所有权制度所吸收的巨大水体，并得到产生资本所需的形式。同发达国家的历史情况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的许多人在一大堆互不相联的非正规协定的基础上掌握和使用资产，责任范围只限于当地。因为他们投有合法的所有权所带来的共同标准，也就缺少使他们的资产能够互相交流的语言。让他们耐心地等待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好处像小溪一样一路渗到他们身边是没有用的。除非夯实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坚面基础，否则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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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
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战胜了共产主义而非常傲慢、醉蘸蘸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建设者还必须明白，他们为了使经济全球化变成现实而进行的宏观经济改革是不够的。的确，我们不能忘记全球化的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开放一度被保护起来的经济、稳定金融货币、制定规范性的框架，并以此来加强国际贸易和私人投资。所有这些都是好现象。不好的现象是，这些改革是以这些国家里的大多数人已经融人了合法制度并且有能力在开放的市场中使用他们的财富为前提。而实际上他们还没有。
我在第三章中分析过，大多数人还无法加人到扩大化市场中，因为他们还没有进人合法的所有权制度，也就无法以使资产能够广泛地转让和互换的方式来表述资产，也就无法负担债务，无法使所有权人担负起经济上的责任。只要大多数资产还没有被恰当地记录下来，并且能够被所有权管理机构跟踪记录，资产在市场中就是无形的，无法用来产生资本。因此，通过稳定经济和依照“所有权目录”进行调整，这些宏观经济计划已经戏剧性地使经济总量的管理得以合理化。但是由于它们的财产目录没有注意到大多数人没有财产所有权这一事实，它们只完成了创造综合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任务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工具只适用于系统化法律内部“全球化”的国家，当所包含的、连接有效的货币和投资工具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准备就序的时候― 这些国家还有一些事要傲。
事实是，太多的政治决策者以奥林匹克的态度来看待全球化进程。一旦他们稳定下来、根据宏观水平作出调整、允许235
资本的秘密
合法企业和外国投资者进行发展、允许正统的经济学家控制财富时，他们就觉得已经完成了责任。由于他们只着重于处理经济总量的政策，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知道人们是否真的有办法加人到扩大化的市场体制中。他们忘记了人们才是改革的基本导火索，忘记了把重点放在穷人身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遗漏，是因为他们的脑子中没有“阶级”概念。用其中一位权威者的话来说，他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哪怕一丁点儿其他人的生活情况’，④ 。
经济改革家把穷人的所有权问题交给了对改变现状不感兴趣的保守的法律制定者。结果，公民们的大多数资产一直僵化在不合法地区，无法被转化成活的资本。这就是为什么鼓吹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人被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看成保护阶级利益的、统治“钟罩”的捍卫者。
面对马克思所说的“幽灵”
贫困国家的大多数经济改革计划事实也许正在掉人卡尔？ 马克思所预见的圈套，即资本主义的重大矛盾在于它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因为它无法避免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结果。这些经济改革计划没有办法使大多数人进入扩大化的市场，所以为阶级对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一边是有益于能把自己的所有权书面化的少数特权阶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边是大量无法平衡自己的资产的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内的相对贫穷。
在今天这个年代还有阶级对立吗？我们不是在十多年前把这个概念和柏林墙一起摧毁了吗？不本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许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在西方国家236
第七章总结
里，那些不满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生活在“贫穷地带”。③ 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国家的痛苦并不局限在少数地区，而是分布在整个社会里。这些国家中的“富裕地区”才是凤毛麟角。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西方人所说的“下层阶级”占了大多数。过去，当不断增长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大量愤怒的穷人们就会迫使表面上很顽固的特权阶层屈服（例如伊朗、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有充足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要依赖强有力的情报部门，生活在堡垒似的高墙后，周围还有武装人员巡逻。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就某一国家的正规财产制度是否广泛、根据谁能确认财产所有权和产生资本与否来划分阶级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前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仍不容忽视。如果拒不接纳不断扩张的不合法财产所有权，可以想像，整个社会也许要无奈地生活在双重经济中― 一方面是所谓的守法阶层，一方面是赤贫的不合法阶层。但最有可能的是，随着信息和通讯的不断发展，穷人会更清楚地明白他们缺少什么，注定要产生对法律隔离制度的怨恨。在这一点上，生活在“钟罩”外的人首先会被依靠社会不满的政治代言人利用起来去反对现状。《 世界经济论坛》 的克劳斯？ 施瓦布（ Klaus 段h 视b ）说：“如果我们不找出办法使全球化更加包罗万象，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过去的尖锐社会对立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出现。”⑥
冷战也许已经结束，但旧的阶级论调并没有消失。世界范围内的颠孤性活动和种族、文化对立的高涨证明，当人们极度不满时，他们会根据共同受到的伤害继续组织成阶级。正如‘新闻周刊》 所言，自19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洲“各种斗争237
资本的秘密
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源，但斗士们全都辱骂同一个敌人：新一代拉美资本主义’。。在这类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比资本主义思想更适于解释阶级对立现象，因为后者不具备相应的分析或者甚至认真的策略来接触不合法部门内的穷人。除了居高临下的、具有独创性的、分散的小型援助项目之外，资本主义者对于下层阶级的人们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和社会制度怎样才能提高他们的地位通常没有系统的解释。当人们正在失去希望并寻找全面的全球性观点来改善他们业己绝望的经济前景时，绝不应该低估马克思主义综合原理的潜在力量。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往往没有时间用于深人的思考。然而，各种危机能够突出头脑对秩序和困扰的解释的需要。在这层含义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不管它以什么形式重新出现，它也肯定会重新出现― 能比资本主义方法论提供更有力的概念，用于处理西方国家之外的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通常比亚当？ 斯密的理解更加全面复杂― 乔治？ 索罗斯（G 印塔es 该弱）在他最近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一本书中就是这么评论的。⑧ 首先，马克思很清楚，“与其说货币和商品是资本，不如说它们是创造资本和维护资本的手段。它们需要被转化成资本。”⑧ 他还明白，如果能把资产转化成商品并使之在市场上互相影响，就能表现出让人察觉不出的价值，但能用来产生租金。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权是一个重要事物，因为利用资产的人得到的不仅仅是资产的物理特性。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智力方法论使反对资本主义者得到有力的工具来解释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会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把资产交到富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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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
对于那些还没有警觉的人来说，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火药库正在逐渐形成。今天，有严谨的统计数字为反资本主义者提供了他们正在寻找的、用来证明资本主义把财产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武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根本就是多国夺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在过去10 年间，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浮华的汽车、奢侈的住宅和加利福尼亚式购物中心的数量也许有很大增长，但穷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南希？ 伯索尔（Nancy Birdsall ）和胡安？ 路易斯？ 伦敦尼奥（ Juan LuisL 力n 由而）的研究表明，在过去1O 年里，贫困的增长得越来越快，而收人分配也变得更加糟糕。。根据联合国1999 年一份长达113 页的＜人类发展报告》 所说，俄罗斯联邦的国内生产总值1990 一1997 年下降了47 ％ ，使几百万人被迫进入不合法的社会部门。这份报告还特别显著地揭示，俄罗斯男性人口的寿命已经下降了4 岁，达到58 岁。这份报告把这种结果归罪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效应。
所有这些意义明确的研究工作都是善意的警告信号，它们也准备好了打击和摧毁私有化计划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需的智力上的导弹。因此，识别出马克思主义潜在的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