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几只狼狗的配合下，把这些所谓“国事犯”拖进监狱。7月30日（农历闰六月初七），他们就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押至承德、沈阳、丹东、抚顺等地。
不到一个月时间，艾峪口先后共被抓去58人，除放回5人外，其余53人都被杀害在承德、沈阳、丹东等地。
在两次逮捕和屠杀中，刘桐、刘明、赵振方、赵振明、秦贵、张立、刘万、刘海全、赵连举等9户人家，就死了60余口。
诸成宽、吴永栋、刘贺祥、刘广林等20余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全村先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210多人。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在宽城艾峪口制造的大逮捕、大屠杀惨案。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火斗山惨案
卢福张思卿卢福、张思卿是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人员。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为巩固其在中国的长期统治，对八路军和爱国人民，施行了疯狂的搜捕和围剿，尤其对热河省滦平县的所谓“边防”，进行了大肆逮捕和残酷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3月，八路军积极进行抗日活动，袭击了热河省滦平县火斗山日寇车站，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焚烧了车站，打死了日本鬼子，缴获了日寇武器和物资。当八路军袭击车站时，附近各村群众热烈予以支援。事后，大家给八路军送粮、送鞋、送袜，为争取早日摆脱日寇的铁蹄蹂躏和黑暗统治，不惜一切地进行了斗争。
同年4月，日寇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佐古龙裕遂下令古北口铁路警护队，进行严密侦查。数月后，发现火斗山车站附近各村有抗日工作人员和爱国群众的活动。于是，于同年旧历七月初一日拂晓，有日寇古北口、火斗山铁路警护队及宪兵队等30多人，分赴南石门、张家沟、上三岔口、下三岔口、火斗山、三道沟、巴克什营、四道梁子、大苇子峪等村，以“国事犯”为罪名；将抗日工作人员郑廷兰、傅振国及抗日爱国群众杨海、李朝俊、司文轩、呼振亭等40余人逮捕后；由火斗山站送往古北口警护队关押。当日进行审问，利用逼供、引供、诱供等方法，若不供认即施以惨无人道的暴刑，所用刑罚有过电、灌凉水、跪铁丝网子、装麻袋里摔、竹片毒打等。是凡被捕者，都难逃此种种酷刑。如杨海控诉说：“日本鬼子过我堂时，我一说不知道，就将我装在麻袋里往水泥地上摔，硬摔折我3条肋骨，当即昏死。后转去警护队过我堂；刑罚更毒辣。灌凉水，肚子被灌鼓起来，刽子手们一踩肚子，水就从嘴里、肛门、小便往外流。还给我上电刑，我马上又昏死过去了，就这样昏死过7次之多。”又如王永库控诉说：“我共过了11次堂，让我跪在铁丝网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怕灌不进去，给嘴里含块木头，灌满肚子，又给压出来。还用电刑，电死过去，又用凉水给喷醒过来。将我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被害人蔡仲控诉说：“日本鬼子队长大道西武和汉奸翻译徐建修过我堂时，用竹片恶狠狠地打，将身体打得变成了黑色。”高印等人控诉说：“用木棍戳肋条骨，把我们疼昏迷了，他们就写下假口供，又用凉水喷醒过来问，是你招的吧？说个不是，又有毒刑。有的人竟这样昏死过5次之多。”日寇就是这样酷刑逼问40多个被捕者，历经10余天，送往承德检察厅13名，其中判死刑1人、无期徒刑4人（送锦州监狱后死去3人）、20年徒刑1人（仅查明的），其余不详。
另外，释放30余名中，因受暴刑成疾，回家不久死去3人，成残废不能干活者2人，严重影响健康者多人。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快活峪惨案
吴殿信
1938年6月，八路军宋邓纵队为策应冀东大暴动，挺进冀东以后，革命火种也撒到快活峪沟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曾到这里，向群众宣传抗日、建立交通站、组建了基层组织。1941年五六月份，八路军挺进十团三营营长翟飞、副营长师军、教导员王波带领第七、第八连500多人，夜袭巴克什营伪警察署，往返都在快活峪集结，在那里开动员会和庆功会。同年8月13日，挺进军十团又在距快活峪不远的一撮毛山上，把驻西驼古日军铃木部队朱狩中队70来人围歼。10月底，日本关东军独立大队、日军华北派遣军柿木大队纠集万人兵力，对丰滦密长城沿线抗日根据地进行持续78天的大“扫荡”，实行所谓《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把滦平列入“肃正”的重点，并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因快活峪一带经常有八路军活动，敌人认为是延安的触角伸向伪满洲国，便规定在快活峪首先实施“肃正要纲”。在这里，“无住禁作”与“集家并村”同时实行，并提出先搬迁，后修“圈”。营盘乡只在营盘修一个“部落”，让全乡许多村的群众在那里集中。快活峪距离营盘25里，村民们不愿弃家舍业住进“人圈”，便投奔古北口、河西和田庄的亲戚家去住，有的就在砬棚岩洞、山洞里住。敌人明令公布：快活峪不准再有人家，不准种庄稼、不准打柴、不准放牧，凡敢有出入“无住禁作”地带者，格杀勿论。群众对此不予理睬，仍坚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驻古北口日本关东军第一七四指挥部，指使于营子铃木部队上村校一中队和伪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加紧对快活峪一带“扫荡”。
1941年9月5日（农历七月十四日），于营子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和驻于营子日军中队长上村校一，带领日军、伪警察、讨伐队近200人闯进快活峪，从沟里到沟外将全村280多间房子全部烧毁，抢走了全部牲畜，把整个快活峪洗劫一空。在“扫荡”中，住在马架子一个岩棚里的农民陈老太太，被日军搜山发现活活打死在山上。贫苦农民张家书住在快活峪一个岩棚里，他的9岁女儿张小冬正在山上拾柴，被日军发现，当靶子打死在阳坡。农民孙怀清到自己的地里掰玉米，被敌人打死在马架子上窝铺。据不完全统计，像这样惨遭日军杀害的群众有14人。
10月下旬，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搬到古北口、河西等地和附近山上住岩棚的群众，回来收打庄稼。驻在于营子的敌人得知消息，于10月24日凌晨由所长小金井英一、日军中队长上村和伪讨伐队长刘宗功带领200多日伪军，分兵两路包围了快活峪沟。日伪军把卢文清、卢文亮、尚文德、尚文福、郭老耗子（乳名，14岁）等18名群众赶到马架子小庙前的土坎子上，强迫他们列队跪在一起。小金井英一手持洋刀，逼问群众：“集家好不好？八路军在哪里？谁是村干部？”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坚强不屈，都说不知道。即将晌午了，天下起蒙蒙细雨，日军用刺刀逼着群众往坎子下的大坑里跳，跳一个开枪打一个。群众不往下跳，日军就用刺刀往下捅。他们惟恐跳下的群众不死，又往人堆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身受重伤的尚文德，从血泊中挣扎起来大骂道：“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边骂边冲向敌人，撞得鬼子一溜趔趄。日军的枪声又响了，他又倒在难友卢文亮的身上。日寇又对倒下的人一一“过筛子”，刺刀穿透尚文德的胸膛扎进卢文亮的后背。日寇走后，躲在山里的乡亲们才回来掩埋亲人尸体，卢文亮、卢文清、高生印、尚文福和张荣等5人没有死，被乡亲们救起，抬到关里亲友家养伤。被日军围杀的18名群众中，除死里逃生5人外，其余13人都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惨案发生后，快活峪群众的日子更难过了。贫农尚文才一家7口人，两个伯父被日本侵略者杀死，父亲尚福瑞饿死，母亲带着姐姐和8岁的弟弟讨饭，姐姐还被古北口特务吴仲三霸占为妾，小弟弟到山上找酸枣吃，饿死在山上。贫苦农民赵荣的妻子怀孕，因无家可归，到处讨饭，在去于营子讨饭回来的路上，把孩子生在牡丹春沟的一个破窝棚里，直到第二年2月才被人们找到，但这个可怜的母亲和怀中的婴儿早已死去了。
日寇在快活峪凶残地屠杀无辜村民31人，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怒火。幸存下来的卢文亮带着日本侵略者留在背上的伤疤，带头参加了抗日队伍——白河游击队。
快活峪惨案，是中国人民遭受日军残害的铁证，也是日军在滦平县“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罪行的缩影。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天桥沟惨案
张国良
1941年10月，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地方武装——长城游击队，由队长张宝仁率领30多人从密云县吊马峪出发，沿着潮河川，翻山越岭，穿过日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古北口分部、于营子、傅家店据点的封锁线，10月30日晚来到虎什哈据点南面的小黑沟村宿营，寻机穿过虎什哈封锁网，奔赴丰宁上方营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在小黑沟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并安排了食宿。伪甲长杨永富和牌长张福山发现情况后，连夜到虎什哈伪警察署向日警尉补大竹告密。驻虎什哈伪讨伐队长兼警察署长刘汉卿获此情报后，用电话串通驻于营子的日军铃木中队和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密谋南北两路合围游击队。10月31日凌晨，刘汉卿带领100多名讨伐队出发，在姚家湾子吃过早饭后，随即奔向游击队驻地。游击队闻讯后，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便避开正面敌人，急往南折，返回七道河村的天桥沟。刘汉卿讨伐队赶到小黑沟扑空，即向群众追问游击队的去向，群众谎称“奔丰宁（在小黑沟北面）方向去了。”刘汉卿惟恐游击队抄虎什哈警察署的老巢，便急忙返回虎什哈。
与此同时（10月31日上午），于营子日军上村校一和小金井英一带领60多人却奔向了天桥沟。日军刚爬到天桥沟的西梁股上，在加心梁上放哨的抗日游击队员鸣枪报警，游击队迅速机智地突出包围圈，返回口里，使这伙敌人也扑了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