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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名叫徐凤早的青年人所看到过的某一回事实经过而已。
牺牲在大检举里的老百姓太多了，随便举出个数目字吧！前年秋天，宽城一天杀七八十；李庄子被抓去了80多，杀了55名；彭庄子一气杀了6个；山嘴子一下抓走五六十。老百姓一提起来都汗毛直竖，说：“可了不得，汽车三天两天来，一起早谁也跑不出去，圈住了人，也不问青红皂白，拉出去就是毒刑拷打，顶不过刑罚，就胡说一阵，不说的活活打死。”一个小学教员谈虎色变地说：“国事犯这个官司谁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脱两层皮。”
国事犯以外，还有两个特别的罪名：“经济犯”“密输犯”。
“人圈”的老百姓，没有外出和买卖的自由，“人圈”和“人圈”相互间也不准来往，因此，当特务、警察看到什么人穿上一件新衣的时候，就会追问：“你的新衣是哪儿来的，布是哪儿来的？”看谁家吃点肉，就问：“这肉是哪里来的，是谁宰的猪？”而这些买卖布匹私自宰猪的都叫“经济犯”。另外，这个“人圈”里的粮食不准运往另一个“人圈”里去，当然更不准运出“国境”去。要不就成了“密输犯”。
“经济犯”和“密输犯”仅次于“国事犯”的罪。客气的，把你的布匹、粮食、牲口没收；不客气的，就得关上半年一年，教你花费很多的钱去赎出来。
靠了这些罪名，特务、警察也有了更多的敲诈、恐吓、敛钱的机会。
一次，特务卢之本去张栓子家检查，用刺刀挑开柜子，翻到里面一件新衣服，就得意而又假装善意地说：
“啊，这可不得了，穿着新的，日系人看见不好，还是卖给我吧！”
张栓子无话可说，似乎还得谢谢特务的好意呢！于是以原价一半的价钱卖出。以后没穿的，又得偷偷向特务去买布。老百姓就这么越过越穷。
滦平营坊村的村长陈士林，是日本副县长的干儿子。别人不敢贩牛，他在一边怂恿着：“去吧，到围场县去一趟，回来包赚大钱，有什么问题我去干爹那里一说，还有不成的。”
贩牛的商人赶了20多头牛，住在陈士林家里，正筹算着能赚多少钱的时候，那知陈士林早去县里报告，一大队“经济特务搜查班”的人来把所有的牛牵走，把贩牛的商人押去了。
从兴隆县的“人圈”逃出来的徐凤忠说：“我家的配给本掉了，出点钱请特务帮忙再补一本。一面设法买了50斤大米去送礼，打发他个欢喜，那知道配给本没补上，却又出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大米是哪儿来的，这是密输犯，这还了得，我哪儿少这点大米吃。’大米没退还，父亲却叫押起来，于是又是香烟，又是大烟，这儿送礼，那儿花钱，才把父亲放了出来。我们家3条牛就这样完蛋了。”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两类人
两类人，统治者，被统治者，剥削者，被剥削者，奴役者，被奴役者。
被压在地底里的是老百姓，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家伙却五花八门，一层一层数不清。
日系人，这是生死予夺的主宰。宪兵队也是叫人发抖的名词。满洲军——所谓国兵，这是伪满洲国的主力，全挑青壮年，也够吓人的。警察，他们是法律和权力的代表。（讨）伐队——瘟神，“扫荡”的先锋队。部落警或叫自卫团，这是地方武装。他们武器的好坏，决定于敌人的信任程度。信任的，发给大枪，七九、水联珠、套皮；不怎么信任的，发给几杆鸟枪、火炮、棍棒。最后还有一种特殊人物——特务，那穿便衣，藏着短枪的家伙，他本身就是法律，就是权威，谁见了不害怕。
县长、村长、部落长——或甲长，则是另一系列的权利者。
在这些奴隶主、奴隶总管、奴隶监督的一层层压抑之下，“人圈”里的老百姓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老百姓的奴役，所谓“勤劳奉公”是无穷无尽的。除了修“人圈”，修炮楼，修公路以外，还要修村公所、警防所，修学校，修交易所……那些被“挑国兵”挑落选的，送东北各地下煤窑，开矿山，做苦工，直到把性命送在异乡。
那些吸血者的权利也是无限的。
汉奸高连璧，滦平动员股管劳工的，他经常到各个“人圈”去调查，谁去谁不去出工。照例是18岁到55岁的出劳工，可是只要使钱，都能免去；不出钱的也许60岁的都会派上。高连璧的派头也真大，调查时不说别的，提了根棍子，先就打人。老百姓说话声音低了，为着害怕他，人们特别低声下气。他说：“什么，听不到！”猛的当头一棍。第二回回答时提高一点，他却说：“我是聋子吗？你对谁说话，这么粗声大气的。”又是一棍子。请他吃饭，大米、白面是起码的了，而他老人家只有4个盘是不吃的，非得全席才行。他像蝗虫，到哪家哪家就一扫而光。
前年冬天，驻在大水峪的国兵要薪柴。老百姓从虎什哈送去，往返120里。百姓背来的是干柴，他就让你给担水、扫院子、扫厕所，直到太阳落，饿肚子回去。如果送的柴稍稍湿一点，就教你围在那儿跪庙，天黑了还不让回家。当时有一个老百姓不堪这样虐待跳井自杀了。老百姓愤慨地说：
“官家抓劳工还不算，连他妈的官们家眷的房子也要老百姓修，什么都抓到老百姓头上来了，就是娶媳妇入洞房不用老百姓。”
什么都不给什么都要
敌人在伪满洲国的压榨剥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什么都不绐，什么都要。
他们不让你好好住着，把你集家到“人圈”里。敌人特务、警察半夜三更可以随便跑到老百姓家里去，把丈夫孩子赶走，媳妇留下来。他们不让你种地，集家以后，有的老百姓得跑到二三十里外去种地，每天跑去跑回，就把时间磨掉了，还能干什么活？就是这样还有许多麻烦，太阳出来，“人圈”的门才打开，太阳落山以前，又得赶快回家去，否则“人圈”的门关了，只好住在地里过夜，挨冻受饿。如果特务到“人圈”里检查，见你不在，就得打自卫团团长4个嘴巴，等你回来，自卫团长再打你4个嘴巴。这不是玩笑，据说不成文法不打不行。如果检查时两个人不在，特务就打自卫团长8个嘴巴，然后自卫团长再向那两个人打还。
他们不给穿的，一年配给三四尺布，做啥也不够，原来有些旧衣服两三年也穿烂了，有衣服的怎么样呢？前面挂一道，背后挂一道，腰里一结就算了。更多的人是赤裸着，只在小肚子那儿缠一块碎的腰子。奇怪的是大热天有人穿皮袄，却是毛贴着肉，为的是怕皮板了透汗湿坏了。没有棉花，没有被子，用个麻袋片盖一下。有害病的，盖过出了汗，另外的人又盖，瘟疫病就这样传染开了。
他们不给吃的，稻田归公。种了大米都得交出，一般的粮食，除了自己留小部分外，全要送到仓库或交易场去。不准杀猪宰羊，不准买卖，一切全由配给。看看成为“人圈”以后红果寺老百姓配给到的东西吧！白面5两（老人孩子是黑面），豆油2两，洋火1包，盐3斤。这是一个人一年的配给量。糖2两，线10条，布5尺，这是4年来一户人家仅有过一次的配给。
而敌人呢！要你的一切。要你的门牌捐、牲口捐、飞机捐、储蓄金；要你的“仓粮出荷”、“大豆出荷”、“棉花出荷”、“油类出荷”、“报国出荷”、“民生出荷”、“部落出荷”。要你献纳铜铁、毛皮、血粉、牲口、鸡蛋、蔬菜、麻、杏仁、核桃，以及大烟。他们更异想天开，把要去的鸡蛋叫你孵出小鸡，给他们喂着，到时候要你交出鸡蛋。就在这样的勒索下，红果寺200头牛，只留下了50头，200只鸡只留下了20只。玻璃庙的3000只羊，两年间吃剩下11只，而征税时仍按3000多只计算。
他们要你服从，他们教读书的姑娘到老百姓家去宣传万国道德会，教你供佛、烧香，教你认命，她们说：“一辈子也得认命，以后日系人、特务、警察打了我们，也不要言语，他骂，咱们忍着，也不要反抗……”
敌人是狠毒的，他们不给你自由，不给你生存，不给你做人；他们要你驯顺，要你的血，要你的骨殖，要你绝灭。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
八路军的活动并没有因“人圈”而受限制，敌人的残酷统治，却因八路军的英勇斗争给推翻了。这被奴役12年的国土，终于得到解放，应该是怎样值得欢欣的事！当我们看到昔日的“人圈”，心里就不能不感到沉重。
这是冬天，在杨树底下村，一群褴褛的赤裸裸的孩子，靠着泥墙在晒太阳，用乞怜的眼光看着行人。一个名叫丫头的13岁女孩子，上身赤条条的，下面穿一条破烂的单裤子。8岁的黄口子，只有一件大人的单褂子，晃晃荡荡，风可以从任何一处吹进去，他蹲蜷在那儿，用衣角盖着发紫的小膝盖，而肚脐却毫无遮掩地露了出来。11岁的虎春子，披的是他爸爸的破羊皮袄，没有裤子。8岁的栓子则全身光光的。所有这些孩子，有着一张营养不良苍青的脸，蓬乱干枯的头发，冻得紫黑的皮肤，像鸡爪一样乌黑瘦嶙的小手小脚，颤抖着蜷缩着，像一条条肉虫。我不知道他们出世到现在曾否有过一次笑脸。
站在孩子旁边一个女人说：“伪满洲国来了，不让挣钱，也没挣处，日系人配给又没我们的份儿，哪儿来的穿的，盖的单被片，稀里哗啦都破了，孩子们溜溜光光都没有穿的，就只好成天躲在炕上号。”
这是敌人统治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
在黄土梁子，有3个战士过路，跑得很累，很口渴，想到老百姓家烧开水。他们在一家外面叫门，里边两个女人坐在炕上，又急又羞地说：“别进来，别进来，我们给烧。”战士们不愿麻烦老百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