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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但对来自遥远的日本朋友能前来考察则表示衷心的感谢。”
远远地围着在看访华团的当地人
这些日本教师听了张先生热情而又意味深长的解说，顿时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张先生现场解说之后，又领我们参观了设在村口处的祭祀牺牲者的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那里的所见所闻，再次证实了张先生刚才讲解的内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纸制牌位
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都在“潘家峪革命纪念馆”的同一处宅院里。步入正门二三十米的地方是祠堂，进入室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小字的纸制的“牌位”。“这里记录的都是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名字，”张先生介绍说。这是一座进深5米、宽20米左右的长方形庙宇，正前面的墙壁上镶着玻璃框，里面贴着牌位。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女儿云头5岁，女儿石头7岁，女儿百头10岁，儿秀弟16岁，儿秀志20岁，潘印元50岁，妻刘氏51岁等人的名字。从年龄上推测可知，这是从双亲到5个孩子共计7口人全部被害的一家。据介绍，全村中像这种全家遭灭绝的共有33户。当团员们沿着墙壁转着观看牌位上的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唉！太残酷了！”供着牺牲者的祠堂
在祠堂内解说的张先生
照片作证
大家献花、默哀后又走进了旁边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在这里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刚才幸存者张先生所诉说的内容，都通过照片又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成摞的烧焦了的牺牲者的尸体（阶级教育展览馆里陈列，拍照的不清楚。）
烧焦了的尸体（阶级教育展览馆）
在大屠杀现场逃生的村民及其被烧断的手指
这是被砍了头的牺牲者正如张先生所介绍过的那样，照片中的地点确实就是那座当年的地主宅院。陈列的照片分别记录着被烧毁的房子，烧焦的尸体摞成了堆，一位经过救助奇迹般生还的幸存者伸出他那已失去指头的双手，以及残留着大块伤疤的头像等等。其中还有一张记录的是，几位村民正在尸体堆中辨认自己的亲人，而一位少年却站在那里茫然若失……看到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些都是惨案发生后，急忙赶来的八路军摄影班拍下的镜头。
馆内的简介列出了此次惨案的下列一组数据：
时间：1941年1月24日。
户数：（屠杀前）241户。
人口：（屠杀前）1537人。
被杀害人数：1230人（占总人口的80％）。
全家灭绝户：33户（占总户数的137％）。
在大屠杀现场，把亲骨肉的遗体指给孩子们看。（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次惨案制造者为驻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的日伪军千余人，除集体杀害1230人以外，还烧毁房屋1100多间，抢走全村的粮食和衣物——主编校。）
从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便趁势占领了冀东一带，其后又多次对潘家峪进行扫荡，但每次都遇到反击而败北。因此，大屠杀就在那里发生了。
位于唐山市的北部，有一条山沟，其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低矮山脉，走到沟的尽头有个小山村，这就是潘家峪。日军为了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在山顶上筑起两座炮楼。据导游夏晓南先生（东大留学生，和平之旅的随行翻译）介绍，至今山顶上仍保留着炮楼的残迹。
那么，日军为何非要血洗潘家峪呢？归根到底就是侵华日军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又军民不分、敌我不清的中国大陆深感举足无措，宛如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便采取“三光”政策来达到其战争的目的。虽说这也彻底暴露了其侵略战争的弱点，但中国人民也毕竟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团员们冒着酷暑进行了连续访察，为了访问下一站，大家又乘车踏上了去潘家戴庄的旅途。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河北省滦南县潘家戴庄
考察团从潘家峪返回唐山市的驻地，用过午餐并稍事休息后，又奔赴距离唐山约50公里的潘家戴庄。这里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到过的地方。公路两旁是排列整齐且又延续不断的白杨树，两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而且很多苞米也已抽穗。
向纪念馆敬献花圈的永井团长（左）和林副团长（右）
大巴士离开了铺设平整的公路后又进入了乡间小道，很快就驶进了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的农舍都是砖瓦房，而且排列有序，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农村景象。
两辆巴士停在由白杨树围起来的纪念公园旁边，蝉在白杨树上鸣叫，声音清新而流畅，震动耳鼓。
村长周德知、幸存者周树恩先生（79岁）和李庆有先生等有关人士已在这里迎接考察团。看到考察团进村后，村民们便络绎不绝地围拢了过来，从老到幼约有数百人之多。
1942年数百名日本兵包围了这个村庄，将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埋在一个大坑里，被杀害的村民有1280人。1956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有这方面的详细审判记录。
公园面积有3500平方米，长50米，宽70米左右。中央建有死难者纪念塔，塔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750人左右的受害者。右侧有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有350名受害者。左侧是一处遗骨墓，埋着战后挖掘出来的受害者遗骨。
访华团成员在纪念碑前默哀
周树恩先生的证言（1911年生人）
向访华团介绍情况的周树恩先生
考察团首先向纪念塔敬献了花圈并致哀。当年31岁的周树恩先生，在被日军打得奄奄一息后，却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他说，现在脊背上仍残留着疤痕。现将其证言归纳如下：
那是1942年的12月5日，天还没亮，也就是四五点钟左右，日军从距离15公里和30公里以外的两处驻地包围过来，目的就是搜捕八路军。但此时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
日军问村民：“八路军上哪去了？”村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日军便对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又是枪杀，又是活埋。等到把男人杀光后，又把妇女们用绳索捆起来和小孩子一起活埋了。光是从母亲怀抱里夺走活活摔死的就有30个孩子。
一个日本鬼子问我：“八路军去哪里啦？”我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用棍棒打，连追带打掉到大沟里，我便失去了知觉。日本鬼子走后我才发现后背被打烂了，伤愈后结成大片疤痕。周先生说着就脱下上衣，让大家看了伤疤。从右边的肩胛骨到侧腹，瘢痕累累。因为周先生说话的语气看上去很平淡，团员们的心境也就像听故事似的，但一看到这位老人身上的大片伤疤时，大家立刻惊呆了。有几位女教师虽极力控制着感情，但还是两眼通红。团员们觉得在战争时期恐怕无法得到像样的治疗吧！夏晓南翻译说：“他右胳膊向上举不起来。”趁周先生一动不动地向人们展示伤痕时，团员们纷纷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此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啦，就到这里吧”，大家方才作罢。
现将李庆有和周树恩的证言中的一组数据统计如下：
时间：1942年12月5日（审判战犯记录上是“12月28日”）。
周先生脱掉上衣让大家看他身上的疤痕
为迎接访华团参观考察而聚集起来的村民想起当年悲惨情况而伤心的周先生
人口：（当时）1765人。
户数：（当时）375户。
牺牲者：1280人（占人口总数的75％）。
幸存者：503人（包括受伤者）。
全家被害：27户。
寡妇人家：25户。
（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惨案发生在12月5日，当时有30名婴儿被摔死，60名孕妇被剖腹，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烧毁房屋1030间。死难者占总人口数应为725％。制造此次惨案的日军为第二十七步兵团骑兵队长铃木信——主编校。）
来犯的日本兵200人至300人。
现在村里约有1600人，尚未恢复到当年的人数。
随后周树恩又讲了他家被害的情况：当时他全家共12口人，其中父亲、弟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被杀害了6口……这时，团员中有人问：“请把这6口人详细说说。”稍待片刻后，周先生说：“实际上我的妻子也……”“那么现在家里的女人是……”又有人叮问。周先生一时语塞。夏翻译说：“听说他的前妻也是那次被害的，现在的老伴是后妻，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忙下生活着。”
周树恩1956年在东北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时曾出庭做过证人，为追究铃木启久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的战争责任做了证言（摄影编辑委员会在回国后作了调查，验证当时审判记录的胶卷中收录有周先生脊背上伤疤的照相底片和证言的记录）。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李庆有先生的证言
（1916年出生）
周树恩作证之后，接着李庆有又做了证言。李庆有当时全家6口人，父亲、母亲、妹妹、弟弟4人被害。所谈内容大致如下。
我被枪击打后意识不清，意识清醒后便乘隙逃脱了。当时，日军挖了个长30米、宽2至3米、深2米的坑，将750人埋在里面，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被杀害后埋的。此外在一个长6米、宽3米、深2米的坑里又埋掉530人。最后又把挖坑的20多人也杀害了。
周树恩和李庆有做完证言后，边带我们参观陵墓，边解释说：“为了信守和平，我们一直是把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这也是我们对到中国来访问的日本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最后我们问：“对我们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心灵上的创伤是一生也难以治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在千人坑前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