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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叔叔从我们的神情上看出了我们复杂的心情，就说：“这就是纽约。”他叹了口气，“这房子本来租三百的，因为我的关系，少算了五十……”
可我记得当初在电话里谈好是两百块的。人刚到，还没住进去立刻涨了五十。“这就是纽约！”这话说得对！怎么说我们一落脚就有地方住，还是仗着胡叔叔的面子和帮助，就不计较了，出外靠朋友嘛！钱总是赚得回来的。
可钱真的就这样好赚吗？
来纽约前，我以为到了纽约便有工可打，就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可以看几场百老汇歌舞剧，听几场音乐会，参观参观艺术展，到了纽约后我才发现情况不妙！找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找工作！这仍然是到了一个新地方的交响曲中的主题序曲！于是《命运交响曲》又奏响了命运的敲门声——
第二天，我们便开始忙于找工作，我必须在九月的开学之前凑足学费。
这回比刚到克利夫兰后有些经验了：先买一份《世界日报》看看！报上倒有一版“招工广告”，各种各样的工都有。我们先找餐馆类，打了几个电话。对方倒是都说国语，可是都说已经找到人了。
真让人纳闷。我问：“既然找到人了，为什么还要登广告呢？”
对方回答：“广告是一个星期前开始登的。我们第二天就找到了合适的人。而广告费是付了十天的，所以没有撤下来。对不起！”
另外几家也许也是这个情况。
于是只好低头到报纸的广告堆里去“掏金子”，想找到开门的芝麻。
呵！这里有一则广告：“大都会保险公司招聘业务代表。经验、身份不拘。公司提供培训，收入丰厚，前程远大！欢迎精通英语、国语或粤语的有志人士加入，请与某某经理联络。”
哇！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不就是在找陈思进先生我吗？
但转念一想，这么好的工作会轮得到我吗？说不定又像那些餐馆一样，早已找到人了。
但想找到工作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这个愿望驱使我不能不抓起电话去敲门撞大运。
接电话的小姐非常客气。
我问：“请问某某经理在吗？”
小姐说：“在，请问哪位？什么事情？”我告诉她我的姓名以及想按对方的广告要求应聘的事儿。
她把电话接了过去。
经理接了电话，问了一下我的基本状况，夸了声：“你的国语讲得真好！”接着又问道：“你在纽约的亲戚、朋友多吗？”
我说：“我住在姑妈家，还有一个姨婆住在唐人街，没有其他亲友了。”
经理一听这话，便说：“这样吧，我马上要去开个会，你留个电话，我回头再打给你。”
但是我等了一天，也没等到他的电话。我纳闷儿极了，同时又充满了期望。
到纽约的第三天，我去了住在中国城老人公寓的五姨婆家。这个姨婆是我外婆的表妹。当年她结婚时，我妈妈和舅舅是她的花童。1948年她离开大陆去了台湾，1958年她到了美国。四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回过大陆。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听外婆提到她。出国前我曾想请她担保，但得知她住进了老人公寓，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克利夫兰时就和她通了好几个电话，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在海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那一口京腔居然一点儿都没变味儿。这次和她一见面，我感到格外亲切。
她看到我和小玲，兴奋得不得了：“哎呀！哎呀！我在海外那么多年，你们还是我见到的我在大陆的第一批亲人！”
她介绍说，五姨公已经去世了。“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中有三个住在新泽西，有一个住在波士顿。”她说，“哎呀，儿女们都要我过去住，但我有自己的生活呀，住在子女家总有些不习惯。噢，光顾了说自己了，你们在纽约还好吧？”
我说：“找工不太顺利。”
她说：“是啊，在纽约工作不太好找呀，找不到工作生活就成问题。哎呀，你们一定缺钱吧！先从我这儿拿些去……”
我们忙说：“不缺！不缺！”过了会儿，我说起昨天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找工作的事，我说：“那个经理说过会儿给我电话，可是怎么就一直不来电话呢？”
“哎呀，”姨婆说，“你们不知道，这只是保险公司的一种手法，叫‘绞毛巾’。保险公司的竞争太厉害了，拉客户越来越难，于是就找一些所谓‘业务代表’，一天付十块钱车马费，让你去拉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拉到的话，分你一些佣金。等到你的‘毛巾绞干了’，就是你把你的亲戚朋友都拉完了，他就不要你了！哎呀，像你这样在纽约没什么亲戚朋友的，他们当然就不要啦！……”
原来如此！
这类报上的招工广告让我想起了在克利夫兰时的一件事，这是我刚到美国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这么一则广告：“‘在家上班’，做手工活，毋须经验，报酬优厚。半职，每周三百至五百美元，全职，每周六百至一千美元。”这么好的事情！一个月可以挣四五千！又没有身份的限制，这才像美国！
再往下读：“有诚意者请寄五十美元至，收到汇款后就会立即与您联系。”
我一想，该不会有诈吧？
但又一想，《世界日报》是大报，应该不会公然为虎作伥吧！而且这又是在美国，是法制国家！
真是病急乱投医，第二天我就寄去了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
信一寄出，我就后悔了，心想这回这封信及五十美元支票一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想不到没过几天我还真的收到了回信。我赶紧拆开一看，只见里面写道：“请照我的方法去做：租一个邮政信箱，每周花十美元；每周花广告费一百二十美元。如果一周收到十封来信你便可以赚三百七十美元（10×50－10－120=370）。”
“出门不利，碰上瘌痢”——真的碰上了一个骗子！
不过，美国的骗子还真有“职业道德”，死也要让你死得明白。
反过来我再一想，当时我急昏了头。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事，谁还愿意打工呢？！
对定力不够的人，到了艰难的时刻，就会丧失最起码的判断能力。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新闻媒体是不用对广告内容负责的。
“广告内容与本报立场无关。”在所有的报上都有类似这样的字句，不过都是印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我没想到我的纽约梦破灭得如此之快。
“姑妈”／小玲／
在胡叔叔的帮助和安排下，我和思进住进了姑妈家，我们称呼她的先生为姑父。虽然我俩住的房间还不如克利夫兰，但是非常安全，在纽约安全第一。
两位老人膝下有三个儿子，都非常地有成就。老大在加州的一个航天基地做事儿，是个“保密单位”，他的儿子也就是二老的孙子，学习成绩斐然，荣获过总统奖；受邀到白宫见过老布什。老二是新泽西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全家都住在纽约的对岸。老三是二老最疼爱的，是纽约的注册会计师，因为没有结婚，常常回来看望二老，我们也就有机会见过他几回。
姑妈一家在我们眼里是台湾人，可在台湾，他们又被称作外省人。解放前夕，姑妈随姑父从大陆到了台湾，为了养家糊口，她毅然走出家庭，考出护士执照，作了一名白衣天使。她个子小小的，靠着勤劳善良、机智精明和省吃俭用，在美国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姑妈年已七十，每天照样挺直腰板，穿着得体，挎着一个包，带着自制的便当（午饭），搭乘地铁去
医院上班。她用医院护士这份固定的收入，养育了她两个博士和一个会计师的儿子，完成了她拥有一栋花园洋房的愿望，成全了她在大陆所有兄弟姐妹们移民美国的梦想，也眷顾了她投资
房地产的赢利。
姑妈的整幢小洋楼有三层，外加一个地下室。正门进去便可望见直通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左边是
客厅带一个太阳房，紧挨着太阳房的是个小小的客房。正门的右边是饭厅，饭厅延伸进去是厨房，厨房靠边是姑父的卧室。姑妈的主卧室在二楼，是小洋楼里最好的房间，我和思进从来也没有进去过，连姑父都不敢随便进出。主卧室的斜对面是另一间卧室，租给了他们教会里的一个年轻“弟兄”（在教会里大家彼此称“弟兄姐妹”），这个“弟兄”是个白人老美。三楼也有两个房间，一间我们住，一间是另一个白人老美住。
姑妈对租住在她小洋楼里的人都约法三章，管得很严。十二点以后就不能再自由地出来进去；客厅里的电视只是用来看新闻和天气预报的，其他节目一概不许看，很有我们大陆防止“精神污染”的意思；厨房用完后要立刻清洁，厕所要轮流定期打扫，名字和日期都贴在冰箱上，她会定期检查的。
一天，她发现了一只蟑螂在厨房周围转悠，便好似如临大敌。冰箱上立刻出现了一张用英语写的告示（Notice to everybody），大意是：请大家要注意卫生，蟑螂是有害的，这里是一瓶Cockroach Killer，请你们合作去除害虫。我当时对英语是一概没有反应的，不知告示所云为何，走过去走过来地没有理会。但我总觉得这个早上姑妈看我的表情有点异样。中午她实在忍不住了，叫住我问：“小玲，你看见我写的便条吗？贴在冰箱上面！”我点点头说：“看见了，但不懂写了什么。”她盯着我像看外星人那样，说：“你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学？还不趁年纪轻快点学？”
姑妈这两句话噎得我半天透不过气来，我愣在那儿，不知所措，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她怎么知道我没有学，我学不学英语和她一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