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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他说：“No problem！（没问题！）只要我用你，我会担保你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哪有这样的好事！
我们约好了第二天见面。
我和“黄”见了面，他告诉我他叫“Juan Lando”，是南美人。（用西班牙语发音的话，Juan就成了“黄”。）Juan Lando的爸爸是三十多年前从巴古偷渡来美国的。
南美人在纽约很多，属于第一大少数族裔群，有
墨西哥人、波多黎哥人、古巴人等等。他们都说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在纽约是第二大语言。南美人在纽约多半从事体力工作，Juan是我所见过的南美人中唯一一个从事电脑工作的。
见面没谈几分钟，他就问我何时能上班。
我说：“现在就行！
他说：“那好，你下周一开始上班。年薪三万八千。”
我感到简直是在做梦！
人人都向往到华尔街工作，为什么对我来说来得一下如此容易！？
华尔街（Wall Street），这条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街上，有着全球最大的
证券交易所NYSE（New York Stock Exchange纽约证券所）和AMEX（America Stock Exchange美国证券所）。也正是因为这样，华尔街已成为美国券业＇证券分为四类：
股票、债券、期权（Options：如Calls，Puts）及期货（Futures）＇的代名词。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私人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要靠股市来集资，因此华尔街是这个社会的血库。股市的好坏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美国政府是不干预股市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作用是调节经济，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控制失业率。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我的偶像格林斯潘就在这附近上班。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进入了华尔街！
我在华尔街上兴奋地狂奔，就像四年前在上海美国领事馆拿到签证后一样，在乌鲁木齐路上的风雨中狂舞！
我将在华尔街的Bankers Trust上班，参与一个“Risk Management Software Package”（一种投资银行用的风险管理软件包）的开发工作。
回到家里，我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小玲，小玲高兴得简直要流泪，她说：“你真的进入华尔街上班了？”
要知道，这几个月，她为了我的工作，没少操过心，没少奔波过。
后来我想，看来我是跟南美人有缘。Juan是南美人，给了我一个好工作；送外卖时南美人给了我很多小费。
那个周未，我向“郑家源”辞去了送外卖的工作，郑老板还说：“你随时可以回来做！”我一直送到10月9日，向那些南美的“小毒枭”们一一道别，感谢他们给我的小费，告诉他们我马上要去华尔街上班了！
他们拍了拍我的手：“Yeah，I knew it！ You are the MAN！ Way to go！”（“我早就知道你行的！你能成的！加油！”）
BankersTrust／思进／
有一个小鬼，它总把着门不开——那是芝麻；
有一个东西，它总想进到城里去——那是木马。
现在芝麻开门了，是芝麻不忍心那苦苦的呼喊；
木马终于也进城了，是木马肚子里装满了梦想呢！
1994年10月10日，我终于进入了华尔街。
1994年10月10日，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这是出国四年后我正式做上了专业工作的第一天！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在美国要找到一个正式工作是多么不容易！我的很多朋友、同学拿到了学位，但因为身份等问题，还是一直在正式工作的门外徘徊。因此，我对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更加珍惜。
办公室在十几层的大楼里。窗外是那些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看见它们，谁都会有一种人上人的感觉。室内全是现代化设施。公司规定，每人的衣着均须职业化。因此，男职员都是西装革履，女员工一律职业女装。
Juan和我负责电脑软件的设计、开发。另外五个人是Bankers Trust的员工，两个人负责金融业务的技术模型、研究设计，一个人负责软件质量测试，一个人写文件，还有一个总负责人。除我以外，他们全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虽然我拿到了硕士学位，修了许多技术课程，但是许多东西对我来说仍是全新的。对于Juan分配给我的工作，有无从下手之感。
正在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Juan看出了我的问题。他主动找我交谈。
“Any problem？”他问。
他好像能看出我的心思，当场讲了他刚进华尔街时的情况。
“我那时每天工作达十二个小时以上，甚至连周末都不休息。同时我还要去纽约大学修金融课程。”他说。“虽然你是个新手，但……”他拍拍我的肩膀，“You are OK！我对你有信心！”他真诚地说：“我会给你两个月时间来证明你是行的！”他还允诺会给我一些与业务有关的书籍。
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同时也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两个月内若我不能做好的话，那就麻烦了！
于是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每天十二个小时，每周要干七天。我开始疯狂地工作，就这样边学边干，一个月后渐渐地进入了状态。
这两个月是怎么过的啊！现在都难以想象，苦干！苦干！没日没夜地苦干，有时连梦中都在做电脑程序。
两个月后的一天，Juan把我找去。
我不安地像等待着法官的审判。
“I said that Ill give you two months。Now，two months has passed ……”他说。说到这儿时，他停了下来，看着我。
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快说呀！两个月过去了，怎么样啦？
“……你真的行，真的行！现在我要宣布……你已通过了Probation Period（试用期），并且……”他笑一笑说，“我准备担保为你申请工作签证……”
“Really？（真的？）”我两个月来的紧张还没有缓过来，以为我听错了。
“Yes！”他笑笑，点点头。
这就是他对我这两个月来努力的肯定。
那悬在半空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一个月后，我的身份从“Practical Training”转成了“H1B”（工作签证）。
当我拿到H1B时，我激动地对它亲了又亲！在美国有多少人为它浴血奋战！而今天，我终于拥有了你——H1B！在追逐的梦中！在我眼里，它简直就是我的“护身符”，就是我的前程！
小玲也由衷地为我高兴。此时，她的奋斗成果也与时俱进。
她的身份从F2（陪读）转成了H4（陪工），但她仍不能正式工作。好在我的工作似乎稳定了，她也结束了她的打工生涯，开始准备托福。
1995年1月，Bankers Trust决定将我们这个项目改用微软的VisualC＋＋来做。在此之前，我们是用当时很红的Power Builder做的。C＋＋是电脑语言中最难的，我虽然在学校学过，但离工作上的需要距离很远。同时，Visual C＋＋是一个全新产品，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幸好，Visual C＋＋对Juan来说，也是全新的。于是他带我立刻去修了一个强化班的相关课程，这个强化班只有五天时间，但却要教厚厚的一本书。
五天后，我便投入了新的工作。接下来几个月苦心琢磨，也渐渐地终于上手了。其中的千辛万苦只有自己真正知道！
在此期间，我还在纽约大学修了两门证券的相关课程。小玲也以五百八十分的托福成绩进入了纽约市立大学，攻商业会计学士学位。
看电影／小玲／
出了国界，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包括看电影。在北美，除了大城市，电影院往往就开设在大的商场里，即“Shopping Mall”里。假如对本地区不是那么熟悉，要找个电影院，还真费点周折。以前在上海，电影海报是贴在电影院门口的，在美国就不同了。我和思进就出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洋相，是撞了两次南墙后，才学乖的。
我们到美国后看的第一场电影是1991初，我刚到克利夫兰不久，是电影大师张艺谋导演的片子《菊豆》。放映的消息是来就餐的老美客人津津乐道地向我们提及的，放映地点就在我们打工的Tower City里，也就是“Shopping Mall”里。
看电影是消遣，是满足情感需求的享受，是开阔视野的媒介，是对电影综合艺术的欣赏。在国外看中国电影，对我们来说，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更多的是想在电影院里，看到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了解与称羡，从而达到自己心理上的满足。我和思进在中国就爱看电影，但当时看这场电影，是下了大决心的。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经济条件。电影票价两张是十美元，而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是八美元。是看还是不看？感性的我和理性的思进，吵吵嚷嚷地无法决断，最后只能以扔硬币来定夺，三局两胜，我耍赖皮赢了。
那时中国影片在美国放映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张艺谋的大名刚刚为美国观众所熟悉，身为中国人，我们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为了分享这份荣耀，我们不惜花“重金”前往电影院。结果，我俩得到了艺术享受，物有所值，而老美对咱们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电影里所描述的那个年代。思进告诉我，散场时老美们嘴里嘀嘀咕咕，意思是中国怎么还那样落后？现在已经是什么年代了？听了这样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平时，不管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只要一提大陆这个不好，那个不怎么样，我和思进就会跟他们急，会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自己发发牢骚说些抱怨的话，那是关起房门来自己家里的事儿，外人对我们的评头论足，感觉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老美。电影《牧马人》里有句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可身处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