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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居住的罗斯福岛上，亚裔人面孔寥寥无几，邮局里的员工都认识我，每次去邮局寄个包裹或买邮票，他们总会和我开个玩笑聊个几句。一天在邮局，也就是中国
神舟六号飞上太空后等待回归的日子，我问当值的Bobby我这份快递邮件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他笑道：“It might take three or four days。 But itll be less than your spaceship back to earth。”（大概要三到四天，但会在你们的神舟飞船收回到地面之前寄到。）Bobby可不管我是什么国籍，我的肤色就代表了我的国籍，他认定我是中国人。
此时我们却因为写中文而被“拒绝”入关，这一锤顿时敲醒了我，也震撼了我。我无比悲哀地对小莺说：“看来中国人是做不成了，我们连写中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都不愿和我们说中国话了。”她默默地看着我，无言以对。我们俩只能乖乖地躲到一边去重新填写进关表格。
什么东西都是在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贵。为图出入境的方便，我无意中丢弃了中国国籍和她悠久的灿烂文化。今后，在官方场合，我将永远不可以使用中文。这对酷爱祖国，酷爱中文的我来说，心灵上所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这也是我在换“蓝本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后，突然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然后说：“我还真有点儿想不通，我居然生了个‘外国人’，这多别扭啊！”我的一个亲戚在听到上面的故事后，开玩笑地说我是“叛徒、卖国贼”，“背叛”了祖先，成了“外国人”。我浑身开始不自在起来，好像里外都不是“人”了。在国外人家把我当成中国人，在中国我又成了外国人。我到底是什么人？但转念又一想，我“投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加拿大。在历史上，中加两国从未敌对过。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我还是一国的呢。这顶“叛徒”的帽子并不适合我。“卖国贼”这顶帽子更是太大、太沉了，戴在我这小小的头上更不合适。我不是慈禧太后，有什么能耐卖国呢？
然而，我连中国国籍都“丢”了，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论长道短呢？我之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期望中国强大、强大、再强大！！！等哪一天中国人手持护照到哪儿都可以落地签证了，就可避免像我这样，陷入“里外都不是人”的境地。
“两岸”咖啡馆
那天下午和小弟家叠到临西湖不远的商店购买影碟和礼品。在店里，我们按思进发来的一份购买单按图索骥，买了《功夫》、《天下无贼》、《无间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门，一路闲聊中我们又进了一家名为“两岸”的咖啡馆。店面很大，装修得富丽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纽约的高档咖啡馆还贵。因为走累了，我俩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贵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来过杭州。那时西湖周围茶馆居多，记得一壶茶只要十元，可以供两个人喝上几个小时。现在茶馆大都另迁他地，而咖啡馆却多了起来。
坐定后，透过窗外那垂柳的缝隙一直望去，雾茫茫一片。天阴冷得厉害。从大年三十起，一连两个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这中间我来了两次，正好都赶上。最初因这天气而觉得扫兴，到哪儿都有一种寂寥与无奈。不过这会儿坐在这温馨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反觉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别有一番诗意。家叠则完全没有理会到我情绪的转换，一味地和我说谈他目前事业上的瓶颈与将来的打算。
就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和家叠约好的两位好朋友走了进来。一个长得跟跳水明星田亮几乎一模一样，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脸的朝气；另一个叫何烈阳，书生气十足，白皙的皮肤，整齐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帅气十足而穿着“嬉皮”，浑身透着桀骜不驯个性的家叠形成鲜明的反差。何烈阳是杭州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总经理，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管理那好几百人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坐到一处，我则退到一边儿当了听众。听他们评价着周围的女孩儿：清纯的、美艳的、独立的、小鸟依人的；听他们谈
房地产投资：住宅的、商业的、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听他们谈度假的准备：游香港还是新马泰，玩儿海南还是去云南。他们年轻，热情高涨，敢想敢干；他们都才三十来岁，尚未成家，但却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开上了私家车，每个人都至少自置了一处或两处的房产。
又过了一会儿，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打着招呼向我们走来。因为从未见过我，对着我打量了一番。家叠指着我向她们介绍道：“别看了。这是我嫂子，纽约来的。快，叫人！”其中一个立刻前来向我敬了个礼：“你好！大姐！”谈笑中得知她们都是杭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她们所学的正是她们的所爱，梦想着做Calvin Klein；Versace；Giorgio Armani那样的服装设计大师。我们在北美就没有那样幸运。为了生计，我们往往不得已而选修找工方便、薪资相对高的专业。
他们这群年轻人都长在八十年代，和我们生长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几天前在上海家里整理思进过去写的日记，其中的一段顺口溜，将我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活着干，死了算！
学习先进最光荣，
甘当落后最可耻！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质上不伸手，
做一个人民的老黄牛！”
思进常常感叹，“我们这一代一直做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事：长身体需要营养时物质极度匮乏；该坐在课堂里好好儿读书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该创业时，反倒回到了学校；而立之年开始在北美闯荡，一切又要从零开始。”我们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来得子”，我们每次见到他们和孩子在一起时，都会产生爷爷奶奶跟在孙子身后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仿佛跨越时空般，见证了中国变化最大的这几十年。
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它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们还在海阔天空地聊着。又过了会儿，家叠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道：“不早了！该吃晚饭了。烈阳，走，今晚我做东，到你那儿给我们安排个包厢；咱们玩儿个痛快……”
乞讨的小女孩儿
大年初五上午十点，我和爸妈坐在杭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小弟家叠为我们买了从杭州直达上海的豪华客车票，大约五十元一张。离开车的时间还早，我便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我在加拿大坐过火车。比起多伦多的候车室来，这里就显得非常地拥挤和脏乱不堪了。旅客的行李散乱不齐，那些行李袋大小不等，杂乱无章地随意摆放在一排排橘黄色的硬塑料长椅上。一个穿着颇为时髦的年轻少妇，目中无人地嗑着瓜子，并将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而我几年前带着国内的一个亲戚出国到多伦多的候车室时，他还以为走进了一家高级购物商店，空旷而干净。大多数旅客像是事先都商量好似的，只背着一件行囊。这件行李可以大到将一个人压没了影儿，也可以小到只能装个钱包。
就在我将加中两国的候车室进行对比时，一个小女孩儿的头冷不丁地突然闯进了我的视线。她五官端正，梳着两条小羊角辫儿，大约六七岁的模样。那双无神的、失去欢乐的眸子里已全无天真烂漫，却显出了与年龄决不相符的诡异和警觉。正当我想同她说几句什么的时候，她的头又窜到了我邻座的旅客面前。她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告诉了你她需要什么。我愣在那儿，揪心地看着她机械地、重复地，顺着座位挨个儿地乞讨。
她让我想起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南国饭店门口，坐着乞讨的老人和孩子们；还让我想起了我仅坐过一次的上海地铁里的一张宣传广告，那意思是禁止在车厢里给乞丐钱。这倒和纽约地铁里写的标语不谋而合。说实在的，我很少对纽约的街头流浪汉动恻隐之心，因为北美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政府给流浪汉提供了住所和食物，而他们在街头流浪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我们刚到北美的头几年，所面临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是一般常人所无法体会的，但我们从来没设想过到街上乞讨。思进拉得一手好二胡，原本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到街头“卖艺”，可最终也没有“卖”过一次。我们在北美十五年了，甚至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坐在街上伸出乞讨之手！只要肯付出劳动，总会换回面包的。而面对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儿，我却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年龄的她，本应该是无忧无虑地坐在课堂里聆听老师讲课的；这双小手本应该是举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的，而绝不是用来接收施舍的。这样的经历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正要掏钱给这个小女孩儿时，爸爸阻止了我，“你现在给她钱，马上会引来一大群和她一样的小孩儿。”爸爸说，利用小孩出来乞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专业团体”活动。有时好心会招来麻烦的。难怪我没有看见有人给她钱，她也非常有经验似的，例行公事般地，在每个旅客前停留一瞬间。
我最终也没有掏出钱来给她，但它和我在国内一个月来所见的无数新起的高楼大厦，磁悬浮铁路，进出的豪华酒店，坐过的在北美都很少乘坐的奔驰、
宝马一起，像个电影里的一个场景般的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挥之不去……
忆大弟家华
思进的弟弟家华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样的斯文、腼腆和憨厚。初次见到他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