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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义乌后，还没来得及想出怎么处理这个烂摊子，工人们就全上门来讨要工资了，他们怕我连夜跑路。我想，这肯定是主管与品管员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他们说了，让他们做好要钱的准备。
我在前面说过义乌工厂“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利与弊，如果当时我的主管与品管是我“家里人”，我就八成以上可以避免此难的发生。说白了，我这种小小的加工厂根本拢不住主管与品管的心，他们只是在我这里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挣的是工钱，除此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书上说的“有效机制”，对我这个原始部落的工厂而言，简直就是对牛弹琴、铁杵缝衣。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企业初期阶段，“家族式”的力量是种凝聚力，这是外力很难做到的。
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工人。虽然我口干舌燥地同他们解释，由于他们的偷工以致货出了问题，导致我一分钱加工费没拿到不算，还得赔人家十几万的损失，但工人们是不会听这套说辞的，他们认为干活拿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他事他们管不着。
我想想也是，次品与正品都混到一起了，现在没办法再分得出是谁干的。分不出来就没有证据具体扣谁的工钱。我咬咬牙，把身上的两万多元现金全拿出来发了工资。拿出这两万多元无疑是在割我的肉、放我的血，一刀一刀割，一刀一刀捅，我痛不欲生。这两万多元不光是对我，对我父母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完工资，我身上还剩下两千多元，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没有给主管与品管发工资，我是他们的受害者。但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整天泡在网吧上网，不管厂里的事，如果严格管下去就不可能出这档子事了。我知道他们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不能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说辞。所以我坚决不给他们发工资！
一天晚上，有人敲我房间的门，门刚一打开就从门外涌进五六个人，其中有主管与品管，我当即便明白过来了。我同所有的人讲道理，井井有条地讲，没人听，都嚷嚷着不给工钱就活劈了我。没办法，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钱了，过阵子再给他们钱。那伙人不肯走，说没钱也要想法子变钱出来。
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只得对他们说：“要现钱，每人发一半，另一半当是工作失误扣掉了；要全额工资那就等我有了钱再来拿。否则你们就打死我，反正命就一条在这，要，就拿去。”人穷的时候，命也贱，敢与人赌！
他们叽叽喳喳议了一番，最后选择了要一半现钱的工资。我怕再发生什么意外，就让主管留下来，其他人都出去，然后给了他们一半的工资。
工人都走了，车间里乱七八糟堆着未及加工的铁配件。用个词来形容一下就叫“满目疮痍”。更难过的不在这，而是陈老板那儿，到底如何解决这让人头裂的问题？方法我都想尽了，唯有抬腿跑路的方法我没有想过。真的，我很清楚自己这一跑是万事大吉，但就可能永远翻不了身了。虽然眼前惨不忍睹，但远远好过了去年与前年，最起码我已经单干上了，有了开始。我坚信不放弃就有希望，可能过程更加艰辛。我不想失去陈老板这棵大树，说实话，只要他开口，要我如何赔偿我都会答应。
我没钱，但我会慢慢有钱。
我还不起，但我肯定有还得起的那一天。
我没勇气给陈老板打电话，我害怕接到父母亲的电话，我躲在自己的空间里忍受着痛苦，用后悔的方式折磨着自己。除了绵绵不绝的悔意，我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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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振作精神，从头再来
一周过去了，陈老板没有给我电话。
两周过去了，陈老板依旧没有电话。
想了两周，要死要活折磨了自己两周，冷静下来后，我还是要振作精神从头再来。我想到了付成，想到付成后我就想去他那里碰碰运气。我说的碰碰运气不是指借钱，我轻易不向家里之外的人借钱，这样容易让人看不起，伤了友情与情分。
一年未见，付成的厂子又扩大了，边上还建起了一幢楼房。相比之下，我仍旧是那副寒酸样，是个一事无成的“小瘪三”，我心底里涌现出一股子泡菜味。
付成对我的到来虽感意外，但没有过多惊喜。想想也是，我们之间只是曾经的雇主与雇工的关系，算不上交情，人家能笑脸相迎就很不错了，要求过高只能无端伤自己的心情。
付成问我电脑设计学成了吧，我只能笑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一言难尽啊。我转移话题问付老师身体好不好。正问着，付老师走进办公室看到我了，很友好地握住了我伸出的手。
付老师问我在哪儿上班，我说没上班，自己出来单干了，办了个加工厂。付老师听后夸了我几句，说我有知识、有想法，与一般的年轻人不同。我惭愧地笑笑说：“不行不行，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想来找付老师帮帮忙。”
付老师问：“你做什么加工？”
我说：“点焊加工。”
“点焊加工？我们厂没有这种活呀。”
“我知道，呵，但是你们玩具上有很多铁配件，那些铁配件是需要焊接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们买的都是现成的配件，拿回来组装上去就可以了。”
这时，付成的电话响了，他闪到一边接电话去了，我和付老师继续聊着。
“所以说，我想让付老师您把那个配件厂介绍给我，我去他们那里找找看需不需要这点焊加工。”我说。
“我们是从佛堂镇那家拿的货，都是他自己送货上门的，厂子里我还真没去过。不过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先电话帮你联系一下问问看。”付老师说。
这时，付成接完电话走了过来，付老师让付成打个电话帮我联系一下。付成说，他刚好要去九联（地名）办点事，顺便带我去趟佛堂，付老师同意了。付成拉着我的手就迅速离开了办公室。付成过于积极的态度让我百思不解，难道我的事在他心目中就这么重要？不可能。
辞别了付老师，我就与付成离开了办公室。
上了车，付成哈哈大笑起来，像是捡到了元宝。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没什么。说话间，车子驶出了工厂的大门，付成又掏出手机来拨打电话。
“陶总，我可以出来了，你把孙总和宋总叫上，十分钟后老地方见。”付成对着手机说。
我以为付成是在约人谈什么生意，也没多问。
付成打完电话后对我说：“大勇，你怎么这么瘦啊？这样不行，与人打起来不经打呀。”付成虽然做了几年的老板，但习性还是那样，喜欢吹嘘江湖事。我感觉付成的潜意识里长期存在着一种“江湖豪客”的情结。
我回付成说：“日子不好过，吃了上顿没下顿，能不瘦吗？”
付成哈哈大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讲话就是酸溜溜的，实在是听不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车子就到了一家宾馆门口。
付成说：“到了，下车。”
我以为付成在这里谈生意，谈完生意再带我去佛堂，所以我说了一句：“付总，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车上等你。”
付成说：“坐这儿不是太难受了？上去看看电视也好啊。”
我问：“时间很长吗？”
付成说：“这个说不好，但几个小时是肯定要的。”
下了车，付成又开始打电话，问那个陶总到了没有，他已经在宾馆楼下了。陶总说已经在宾馆318房间了。
进了318房间，我才知道，付成是被约来赌博的，他们玩一种叫“牛公”的牌，我没玩过。我没看他们赌，一是我看不懂这种牌的玩法；二是这些都是有钱的主，赌得大，我自觉不看，看了万一多嘴一句惹祸上身，咋办？我忘不了一九九八年那惨痛的一幕。
他们赌他们的，我看我的电视。
起初，四个人玩得倒是心平起和，有说有笑的。半小时后，输赢渐渐拉大，一个个脾气就上来了，气氛不再那么和谐。我听见付成说：“老子今天怎么这么背，输两万多了！”孙总接话说：“两万多？老子他妈的输四万多了。”
四个人边说边继续玩。又过了一小时左右，付成牌运太背，越打越火，他朝我喊道：“大勇，你过来替我洗把牌。”我回答说：“我洗不来牌呀。”
付成说：“就是搭搭牌，换换手气，又不是叫你玩牌技。”
我本来不想去的，你想呀，都是大老板在赌，万一其他三个怪罪我，可不是好玩的，都说赌桌上六亲不认。付成看我犹犹豫豫，又喊了一声，我这才走过去用右手把扑克牌上上下下来回动了几次。我只出一只手去动牌是有意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避免人家误认为我“作牌”。他们三个对我都不熟悉，谁知道我是哪路神仙啊？
说来也怪，我动了牌之后，付成还真来了牌运。我看不懂牌，但我看到其他三家的钱都哗啦哗啦往付成身边送，全是百元大钞，看得我心痒得要命。人比人气死人，不能比！我辛辛苦苦干一年还攒不到五千元，人家牌桌上随便玩玩就是几万、十几万。看着花花绿绿满桌子的钱，我心酸得不行。
算了，我还是看我的电视，别管牌桌上的事了。这时，我听见有人手机响了，紧接着我听见付成又在喊我过去。
付成说：“你接下电话，就说我上厕所去了。”
我问：“谁的电话？”
付成说：“是老头子打来的。”
我接通手机后，一听是付老师的声音，我说：“我是大勇，付总刚刚上厕所去了。”
付老师问我：“付成是不是在打牌？”
我说：“没有。”
付老师没再问别的，挂了电话。可能是付成赢了钱，便趁机说：“不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