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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岳霖先生
金先生早年学的是政治学，博士论文是关于T。H。Green的政治思想，改行逻辑学已是中年以后了。我想一个人的思想到二十多岁就基本定型，当然你可以进步，但思维方式不会再有根本的改变。比如有人年轻时接受的是斗争哲学，可以终其一生斗争到老，而像我这样的人总觉得那是件伤神的事，不愿意去干。中年的金先生思想仍然很敏锐，察觉到了新的哲学路数，然后介绍到中国来，虽然他自己在这方面只写了一本《逻辑》，但他的贡献乃在于培养了从沈有鼎以下的一批青年学人，在中国哲学界开辟了数理逻辑的新路数，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不曾有的。假如当年不是盲目学习苏联，而是独立自主、有选择地探讨当代科学前沿，很可能中国已经在这一崭新领域里达到世界的前沿了，因为它毕竟不像某些尖端科学那样需要非常昂贵的费用和悠久深厚的传统。
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派是大陆哲学，重点在人生哲学，包括对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价值等等。这一派在欧洲流行，可是在美国却不吃香，二战的时候，欧洲很多大陆哲学派的学者跑到美国去，结果名牌大学都不要，只能到不起眼的小大学去，所以二战结束后他们又回到欧洲，才把这套东西再炒热起来。20世纪西方的另一派哲学是分析哲学，专门讲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数理逻辑，那时候也叫符号逻辑，SymbolicLogic，或者MathematicalLogic，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说是数学。罗素说：哲学都讲伦理学，可是我不明白哲学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根本不属于哲学，或者说，根本不成其为哲学问题。搞这个路数的人往往会走过了头，结果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像下围棋一样，沦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游戏。不过学术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路数，百家争鸣才能有进步。
我们国内哲学也受到这两大派的影响，可能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少一点，原因何在？近代西方哲学，大多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科学）进入，可是中国过去文理分家，大家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能从知识上打通。比如什么是经济学？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说，经济学就是讲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用阶级斗争完全就可以理解经济学了，一通百通。可是到美国去看，他们那些经济学教授上来就是写公式，一步步演算下去，等下了课满黑板都是公式，好像上了一堂高等数学。这算什么经济学？这不是数学吗？可是反过来说，他们看我们那也不是经济学，政治斗争能算经济学？
对于文化我们过去有太简单化的毛病，政治上定个标签，无产阶级的就宣传，资产阶级的就都不要了，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学习过苏联米丘林－李森科“无产阶级革命的生物遗传学说”，批判资产阶级孟德尔－莫尔根的“反动遗传学”，结果也没反对掉，李森科后来被揭发，说是个学术骗子。苏联还批判过数理逻辑，说它是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概念游戏，可是到了60年代，苏联的一些尖端学科上不去，因为计算机上不去，而数理逻辑正是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如果金岳霖先生建立的逻辑哲学学派能得到顺利发展，很可能中国哲学界里就有一门领先于世界的学科了。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西南联大有几位外籍教授，我入学时，外文系的燕卜荪（Empson）教授（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刚刚离去，但温德（Winter）教授一直留校任教。原先温德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专业是研究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文学，闻先生回国后把他介绍清华来教书。我上过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课，所以他时常和我们闲谈。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余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七岁死了，雪莱三十二岁死了，济慈二十六岁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in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他对人生的领悟达到如此境界真是彻底，后来我也喜欢读济慈的诗，如他有名的商籁（sons）BrightStar和WhenIhavefears。
温德教授的后半生完全在中国度过，后来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1986年才去世。温德先生称得上是个OldChinaHand（中国通）。有一次他到云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国骂，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么来头，加上他的个子高大，土匪竟被吓跑了。还有一件事情，抗战的时候沿海的人往内地跑，上海的工人到了后方用竹篾片盖起二层小楼，表面上抹一层洋灰，看上去和洋房一样，非常巧妙。温德把他看到的这些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好笑，可见他对中国的事情非常了解。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上有三十八个人，记得温德指着傅斯年的名字说：“AnotherGuoMinDang（又是一个国民党）。”傅斯年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的一面，温德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都门清。
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授是白俄，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的权威，十月革命以后去了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古代史教授。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噶邦福被征当过兵，十月革命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政治被认为有问题，不过他没讲过。后来他到了中国，1930年左右就在清华教西洋古代史、俄国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噶邦福先生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而且他讲的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我想学点专业英文，所以就选了他的课。噶邦福先生喜欢谈天，下了课我也常问他一些问题，但主要目的不在希腊、罗马，还是想学英文。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一个优点，总能把一个小问题钻得很深，许多人因此而成名。但历史毕竟整体上是宏观的，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如果不能放眼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局而只盯着某一点，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历史。比如研究清史的最喜欢谈清初三大疑案，皇太后是不是下嫁给了多尔衮，顺治是不是出家了，雍正是不是窜改了遗诏。当然你也可以研究，历史毕竟包括这些具体的事实，但这些历史事实的背后总该有个理论的总结。历史到底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会是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些都是很根本的问题，最终总得有人对历史的总体有一个说法。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感兴趣，曾用英文写过一本TheSyntheticalMethodofHistory（《历史学的综合方法》），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借给我看，有些见解是足以启人深思的，不过此书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比如他谈到，人生有两个方面，有衣食住行物质方面的生活，也有吃喝之外的感情、思想等等精神方面的生活，两者有时很难调协。有人只知道捞钱享受，但也有的人过分地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宗教信徒，或者某些热心的理论家、哲学家。他说，文化似乎也是这样，有的民族文化偏重精神方面，有的偏重物质方面。比如古希腊人就追求现实，所以他们注重肉体方面的生活，追求美、美食，追求爱情、荣誉、地位，到了中世纪就偏重于精神方面，要做宗教的圣徒，做灵魂圣洁的人。可是到了近代，这种追求又行不通了，于是又转回来追求物质享受，飞机越快越好，汽车越漂亮越好，追求了几百年。噶邦福先生介绍旧俄学者Sorokin（索罗金）教授的论点，认为现代西方过分地追求物质了，这种文明是sensational（物质的，享受的）的文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拨，再又该回到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去了，回到ideational（观念化的，精神的）的文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世界历史，不过当时觉得挺新颖的。
噶邦福先生喜欢聊天，偶尔也给我们讲讲旧俄时期的笑话，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他说旧俄的时候毕业生最好的出路是做神职人员，不过要经过一番争取才能得到“神性”，并不太容易。有两个学生毕业找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没有当成。他们向老师汇报以后，老师就对第一个人说：“我祝贺你获得了你的神性。”第二个学生一副恼丧的样子，老师转过身来对他说：“我也祝贺你，祝贺你还没有丧失你的人性。”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谈起，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时候我曾问他俄国的情形可能会怎么样，他说：“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1950年我到清华看过他，他正准备要走，说：“我就像是离过婚的，离过了，就不再复婚了。”他是白俄，所谓“白”是相对“赤”而言的，不认同苏联政权跑到国外去的就叫“白俄”。不过白俄在学术、艺术、文学方面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例如20世纪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