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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人双双去学校报了名。
当时，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称为“反修第一线”，而去那里的知识青年又是作为“反侵略战争预备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选择时有一定的条件，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炜富、钟秀翔报名后，一政审，盛炜富的父亲虽是“老狐狸”，却属于“守法资本家”，盛炜富本人也从无劣迹，于是得以通过。而钟秀翔却不行了，她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在专政机关，母亲又是“畏罪自杀”的，这种角色显然不适宜去“反修第一线”扎根。盛炜富、钟秀翔得到消息，焦虑万分，鉴于当时的政策，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钟秀翔的继父、那个当过国军军医的老头经审查认定只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被释放了，仍回原单位行医。这样，钟秀翔母亲的问题性质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取了钟秀翔的申诉，对她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网开一面，批准她去黑龙江。对钟秀翔审查的放宽，当时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去黑龙江的这批知青有可能将在那里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批人员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而当时这两届毕业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来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报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在审批时，政策往往向女生倾斜。钟秀翔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
钟秀翔、盛炜富被双双批准去黑龙江，两人欣喜不已。在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里，两人天天待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常常要到午夜过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别。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受情欲驱动，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次日，盛炜富、钟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北京。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距中苏界河黑龙江仅几十里地的目的地。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炜富、钟秀翔被分配在同一个连队，盛炜富去农业排参加开垦荒地。钟秀翔在连队伙房当上了一名炊事员，这在那里算是一个好差使，因此，给连队几个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乱嚼舌头的女知青留下了一个话题。
这个连队有三百余名知青，主要由三个城市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北京、哈尔滨。哈尔滨的最先抵达，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识青年抵达后，总是要办一期学习班，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适应北疆生活，三是让领导有时间观察每个知青，以量才录用安排合适的工作。学习班期间，团部、营部为表示对知青的重视，会派干部下连队看看，讲几句话。有时，团、营的主要领导兴致所致，也会下来转上一圈。钟秀翔一行到连队后，也是办一期学习班，先是每人填写一份“兵团战士登记表”，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通常进行半个月，中间有农场的情况介绍，还组织大家去黑龙江边待一待，亲身领略“反修第一线”的况味。
钟秀翔在参加政治学习时，一天，团政治部主任到她那个连队来检查工作，顺便看望一下新到的这批知青。在和大家见面前，主任在连部小坐，顺手翻阅了桌上那叠《兵团战士登记表》，其中钟秀翔的那份引起他的注意。原来，钟秀翔吃到了国军军医给她带来的苦头，在填“家庭成员”栏时，写明系继父，而在备注栏里填了生父的情况，注明何时逝世。巧的是，钟秀翔的生父转业前所待的部队，正好是这位政治部主任所待的部队。那时，主任还是一名副连氏，听过任副师长的钟父的报告。这样，主任当然要和钟秀翔见一见，谈几句。
政治部主任在和办学习班的知青见过面后，转脸扫视全场，问道：“谁叫钟秀翔？”
钟秀翔连忙站了起来。主任朝她打量了一会，点点头，说：“你跟我来！”便走出去了。
钟秀翔不知是怎么回事，跟着主任到了连部。坐下后，主任问了问她父亲的情况，又问了她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说了几句勉励话，就打发她走了。当时营长、连指导员都在场，可能政治部主任在钟秀翔走后说过什么话，也可能根本没说什么但他们意识到了这层关系，在学习班结束分配工种时，钟秀翔被安排去了伙房，这在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连队里，是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岗位。
因此，最先抵达的哈尔滨知青中，有几个姑娘便胡乱猜测，怀疑钟秀翔被政治部主任“干过了”。这和钟秀翔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可能也有关系。
这种猜疑在传了几次后，被演绎成有头有尾的桃色故事，先是在哈尔滨知青中传播，渐渐传到了上海知青中，最后传到了北京知青中，并且很快被盛炜富获知。哪个男人都不想戴绿帽子，盛炜富一跳三丈，马上去找钟秀翔。钟秀翔感到大受委屈，把当时的实情说了一下，盛炜富不放心，又找指导员转弯抹角打听确实了，这才相信。本来此事算是结束了，即便想搞一搞也不必自己行动，策略一点只要向连部、营部报告一声就是了，组织上为维持团领导的威信，会对有关制造谣言的人进行教育的。但盛炜富、钟秀翔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方式，两人商议下来觉得忍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要秘密调查，查出“造谣人”予以报复。
盛炜富在部分智力方面受其资本家父亲“老狐狸”风格的影响，考虑问题比较精细。他知道若由他和钟秀翔出面调查，恐怕永远查不到结果，所以，他请几个比较要好的北京知青帮助调查。那几位很乐意充任业余侦探，但因是外行，又兼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结果一直查了将近两个月才查清：此事是由哈尔滨女知青刘某、乔某最先说起的。
盛炜富把调查结果告诉钟秀翔，问如何处置为妥。钟秀翔恨透了刘、乔两人，便咬牙切齿道：“揍她们！”盛炜富想想也是惟独如此方才解恨，便决定实施。
这天，盛炜富来到刘、乔所住的寝室门口，隔着门大叫：“有人吗？”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女知青探出头来：“找谁？”
盛炜富说：“连长让我捎话，叫刘××、乔××马上去一趟连部。”说完，转身就走。
一会儿，刘某、乔某两人出来了，刚拐过屋角，被盛炜富蹿出来当道拦住，：二话不说，冲刘某劈脸就是两个耳光。刘某冷不防被打懵了，捂着脸望着盛炜富：“你……你……你……干么打人？”
盛炜富用凶狠的眼神瞅着两人：“叫你们造谣生事！”
乔某一听“你们”两字，猛然醒悟，正待转身逃离，早被盛伟富一把揪住头发，打了一记耳光，又把脑袋往墙上用力撞了几下。两个女知青情急之下，哭喊“救命”，盛炜富这才松开手，扬长而去。
乔某、刘某挨了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她们也是红卫兵出身，信奉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战斗哲学，因此不去向连部报告，要求解决，而是去向一起来农场的哈尔滨男知青哭诉、求助。
住在8号寝室的几个男知青答应替乔、刘两人报仇。他们找了一个机会，把盛炜富神不知鬼不觉地绑架到8号寝室里，绑住手脚，堵住嘴巴，罚跪、打耳光、揪头发、浇冷水、拳打脚踢，整整折腾了三个钟头，把盛炜富弄得死去活来，这才释放。
盛炜富这次真是吃足了苦头，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方才下地。
他和钟秀翔商议如何报仇，两人对8号寝室的那些知青恨得牙根发痒，竟失去了理智，决定将对方置于死地。钟秀翔说：“这事由我来负责搞，你啥事都别管等着听消息就是了！”
这时已是1968年底，连队决定在12月31日晚改善伙食，让大家吃饺子。连部考虑到伙房小，难以承担三百多人吃的饺子，便采劝分而食之”的办法，即以寝室为单位，把面粉和馅儿领回去，自己制作。钟秀翔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心里已有主张：在8号寝室的那份面粉和馅儿里放上耗子药，把他们统统毒死。
1968年12月31日，这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连队放假，以排为单位组织联欢文娱活动，欢庆来边疆后的第一个元旦。盛伟富会写美术字，被连领导召去参加布置连部会议室，因为次日团部将来人开座谈会。钟秀翔在伙房忙碌，她送给炊事班长——一位五十来岁的农场老职工——两条肥皂，弄到了分面粉和馅儿的差使。她按各寝室人数把东西称好，一份份放在那里。8号寝室的那份里，已经放进了伙房里留着专门用来药老鼠的六包耗子药。
按照说明书所标明的，这个剂量笃定能毒死8号寝室的八个哈尔滨男知青。
下午4点钟，开始发放面粉和馅儿，各寝室派代表去伙房，从钟秀翔手里领取了自己的份儿。当8号寝室的代表领取时，钟秀翔心里很是得意，寻思你们这几个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