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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凡事都讲究出身，马午生的成分使派出所不得不考虑大队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其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
唐家乙一五一十把上述事情说完，两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刘斯勋想让唐家乙早点休息，便告辞而去。他回到招待所，也没把这当成一桩什么事儿，便上床睡了。一觉醒来，刘斯勋看看手表，清晨3点多钟，寻思还早，想再睡一会，却再也睡不着。睡不着难免东思西想，不知怎的头脑里冒出了唐家乙所说的那桩事儿，他总觉得似乎不对劲儿——生产资料商店出售的桐油，要么五十斤一百斤一桶的连桶售，要么一斤二斤零打，哪来的五百克瓶装连瓶售的？马午生常年在农村，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而把五百克瓶装盐酸当桐油窃走？
如果真是为给风车上桐油而行窃，偷四瓶共二千克显然是不够的。
一般说来，像桐油这种农村常用的生产资料品，吉也克镇就有，马午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塔城来买？
刘斯勋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表面似乎罩着一层疑云，在此事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一个什么阴谋。他决定待天明后了解一下此事。
上午，刘斯勋去公安处开会的时候，写了个条子，请刑侦科一位熟人打电话了解一下吉也克镇供销社是否出售桐油，近日是否脱销过，所售质量、价格与塔城的有何不同。中午吃饭时，那个刑警把条子递了回来，上面已注明了电话调查的结果：一、吉也克镇供销社终年出售桐油。二、近日未曾脱销过，商店每天营业。三、所售桐油从塔城农资公司进货，质量、价格与塔城生产资料商店所售的完全一致。
刘斯勋看了条子，嘀咕道：“反常！”
多年的刑事侦察实践告诉刘斯勋，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研究一番的价值。这天下午，他没好好开会，头脑里老是想着这件事。
晚上，他一个人钻在招待所的一间空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不时在笔记本上划拉二笔。终于，刘斯勋从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理出了一个线头：盐酸！
位于吉也克镇外的7801医院的药品仓库失窃案，窃而复归的赃物看上去是铁克里的药水，但实际上是被窃贼认为是盐酸而下手的。他发现窃错了，就抛出赃物，以免事态扩大。
窃贼抛赃的当天晚上，企图再次行窃7801医院药品仓库，其目的是不是可以推断：因为上次错把“铁克里药水”当盐酸而窃了，这次是来窃盐酸呢？
在7801医院再次行窃盐酸不成，就上塔城生产资料商店行窃。
由此可见，窃贼的行窃目标是盐酸。至于为何要盗窃盐酸，那就不得而知了。刘斯勋认为，这正是需要调查清楚的。所以，他让唐家乙把讯问马午生的笔录抄了一份让他带回哈拉布拉县去。
三天会议结束后，刘斯勋匆匆赶回哈拉布拉。当天，他就向县公安局局长、政委（由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兼）汇报了“盐酸”情况，认为应当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局长、政委深以为然，经研究，决定由刘斯勋负责主持这项调查。当然，由于不明情况，此事还不能立案，更谈不上什么专案组，不可能投入较多力量去开展调查。
刘斯勋从他的刑侦队里抽调了两名资深刑警，一叫王松，一叫徐佩丰。这天晚上，他把王、徐请到自己家里，一面喝酒一面介绍案情，交代任务：“从明天起，你俩就不必沾手其他事儿，就专门调查这事儿，务必要弄它个水落石出！”
三人分析了情况：窃贼第一次盗窃二瓶一千五百克重的“盐酸”，第二次盗窃了四瓶五百克的，这说明他所需要的盐酸在二千克至三千克之间。这也可以作为窃贼为什么不把中学作为行窃目标的解释，因为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虽然也有盐酸，但通常不超过五百克，而且不是经常有的。但窃贼为什么要盗窃这个数量的盐酸，那就难以判断了。若准备搞破坏活动，那应当盗硝酸或者硫酸，因为硝酸、硫酸腐蚀作用远远胜于盐酸，而且硝酸还能制造炸药。但他去盗盐酸，这里面显然兜着一个谜。
刘斯勋对王松、徐佩丰说：“你们的调查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王松、徐佩丰对马午生的调查先从外围开始，他们赶到吉也克镇派出所，直接向派出所长说明情况，问是否知道巴拉坎大队的马午生这么一个人。
派出所闻言惊道：“什么？马午生会去塔城偷窃公物？这个……是不是弄错人了？”
王松把刘斯勋从唐家乙那里获知的马午生的年龄、外貌等说了一遍，派出所长沉吟道：“听上去倒是此人。”于是连连摇头，说：“他会偷窃，真是不可思议！”
王松、徐佩丰听了便向所长请教为何“不可思议”。派出所所长向他们介绍了马午生的情况：马午生，回族，今年五十四岁，祖祖辈辈居住在塔城地区，至少三代是以替人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
解放前，马午生也是长工，直到1944年才因参加“三区革命”而成为军人。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暴动者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这次暴动，史称“三区革命”。马午生当时参加了“三区革命”，成为民族军的一名马夫。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马午生在该军第二师司令部当炊事员，后来担任炊事班长。
1954年，马午生从部队复员，回到巴拉坎老家，娶妻成家，以种地谋生。三年后，经原民族军的一个上司介绍，马午生去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每月领取一份工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2年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数万中国边民集体冲关外逃投往苏联的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称“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事先有为数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苏联侨民”、“走亲访友”的名义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反华宣传，最后促成了这次事件。当时，在塔城“苏侨协会”当杂役的马午生，事先曾两次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所知晓的关于该事件先兆的蛛丝马迹。“伊塔事件”发生时，边民外逃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几人。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亲戚，见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动了念头，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苏联亲戚。但马午生坚决不肯，结果其妻带着一对儿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还赶走了生产队的牲口、大车，车上装着集体的财产。马午生见状，坚决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里，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桥头，大叫着“谁要带走集体的财产就先把我姓马的杀了”，伸开双臂拦住大车。结果，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大车、牲口一辆一口也没被外逃者带走。在阻止过程中，马午生被殴打成伤，但他毫不退让。
“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丰也真怕有人冒名顶替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所以他们先查事发时间马午生是否在生产队，查下来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来调查两个问题：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采购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结果，两个侦察员巧妙地从生产队长那里了解了以下情况：马午生确实是为生产队采购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动向生产队长提出的，而并非受生产队所派。本来，这个季节不是给木器涂抹桐油的季节，木器上桐油应当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但生产队长考虑到马午生是个“名人”，只怕他干活觉得累了，想弄桩外出差使轻松轻松，也就不便驳他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没想到从大队传来消息，说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次日，马午生从塔城回来了，出乎意外地却带回了十来斤桐油，他向生产队长叙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窃后无奈而被迫行窃的经过，说返回时从吉也克镇上的一位朋友处借了钱，买来了桐油。生产队长虽然对他不在吉也克镇上采购桐油而非要舍近求远去塔城一举感到不解，但还是为他“出于公心而行窃”所感动，在家里杀了只公鸡请他喝了顿酒。至于被窃去的钱，那按照规定只好由马午生自己负担了，生产队长不能开“报销”之例。马午生没读过书，但他在部队里学过几年文化，其水平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能看报纸，也能写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