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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傅索安已经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
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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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扒窃技艺令克格勃专家眼界
大开：看守所里，她对押解她的军官行
窃；特务学校里，十一名教官成为她的
行窃对象。
傅索安随克格勃调查组从乌兰巴托返回苏联后，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待了一个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让她飞往莫斯科，与其他几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报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苏联教官抵达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这所位于苏蒙边境贝加尔湖畔的特务学校，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渐所著的《苏联秘密警察》介绍，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务城”的格局，里面除了“中国部”，还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鲜部”，专门训练赴中、日、越、朝四个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工。但是，傅索安当时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该校还只有一个部，即后来的“中国部”。这所特务学校当时占地面积四百五十亩，作为一所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面积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布特卡少将，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身高一米九二，体重将近三百磅，据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间谍潜伏柏林十四个月，获得并发回了大批情报，战争结束后，被授予“斯大林勋章”、“一级红旗勋章”，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布特卡少校是语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国语言，此外还粗晓日、朝语，曾有过外国语言方面的专著出版。战后，布特卡一直在从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出任过莫斯科谍报学校校长，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数的几位特工教学专家中的一个。
傅索安抵校后的当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为当天报到的八名教官举行欢迎仪式，并设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长向傅索安等人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目前共有学员一百五十名，分为十五个班级，每班学员为十人，每个学员所学的特工技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他们本身的特点分别予以“情报”、“行动”、“宣传”、“游击战”四个部分的训练，学制从三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晓了布特卡校长所说的学校所设上述四个部分的用意——情报，即重点培训以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为主技能的情报特工，这部分学员在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潜伏或短期活动，以窃取情报为主要内容。
行动，即重点培训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技能为主的行动特工，这部分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活动，从事破坏和制造恐怖。
宣传，即专门培训进行反华亲苏煽动活动的演讲、制作宣传品、散发张贴宣传品、设置反华广播电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时潜赴中国进行活动。在这方面，克格勃有过成功的记录，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游击战，这是为苏联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作准备的。克格勃的专家们设想在发动这类战争时，应当派遣一批“游击战专家”去中国，在前线地区和后方就地招募特工，进行破坏道路、桥梁、机场沧库、通讯设备、小分队袭击、刺杀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动，来配合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游击战”这个科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培训这种“专家”。
傅索安执教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课，主要是为“情报”科目的特务学员讲授。但由于“行动”、“游击战”两个科目的特务学员在具体活动时也会遇到“情报学”问题，所以，她也给他们讲几堂课。半年多前，当安德烈大校让傅索安当教官时，她还极力推诿，来“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上了几堂课以后，她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主要由于三个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担心被派遣去外国尤其是中国执行任务，因为谍报学校属于人事管理局管辖，和对外谍报局是两个部门，没有这个职能。第二，她从小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高中一年级，都是班级、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欲”，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当过红卫兵，这使也是红卫兵出身的傅索安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对那四个知识青年的态度明显地比对其他六个学员要好。
尤其是四个知识青年中推一的一个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对她如妹妹一般。
这个女知青，名叫皮勇，当时是二十一岁，上海市人。皮勇这个名字，应当是给男孩子起的，不过给这个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脸调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从小到大，不知打过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于上海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当初这对夫妻结合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说法，所以两口子把生孩子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不厌其烦地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八个，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两个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经济困难，缺衣少食。二是疏于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从记事起就整天价为争一点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类闹得鸡飞狗斗。以皮勇的调皮相，在家里自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她人小争不过兄姐，就时常乘他们不留意的当儿悄然伸手捞取看得中的东西。“不告而取，是谓之窃”，兄姐发觉之后，自然要动手教训，皮勇就逃出家门，直到家里人见她昼夜不归着了急，全家出动找她回去才罢休。前科自然不算账了，但没几天她必有新行为弄出来，于是开始了又一轮逃一寻的闹剧。皮勇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中度过的。
皮家人当时自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竟是在为克格勃培训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离家庭，昼夜不归，住宿无从谈起，码头、车站可以栖身，但吃饭总是要解决的，她便开始偷窃，皮勇的偷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拎窃包裹，二是扒窃钱包。别看她成绩单上连挂红灯，在偷窃方面的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她也没有拜师傅，也没有观察、偷学，就凭自己的那份感觉，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一名盗窃熟手。她偷到了钱钞，先是自己上馆子、泡剧院、逛商店，胡乱花用；若还有剩余，就叫上几个要好同学去消费。有时也买些东西回家，大人问起来源，便说是拣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没有进行“拾物交公”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皮勇从六七岁开始自学偷窃，竟然福星高照，连续十年没失过风，这在黑道上的职业高手中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可能是因为社会治安恶化导致窃贼增多而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的缘故，皮勇终于在一次扒窃作案时失风，被人当场逮住送往派出所。当时，神州大地大讲“阶级斗争”，派出所问案先要问家庭出身，民警一听这小姑娘父母双双皆是产业工人，先已生了从宽之心。再问下去，案情又轻，便来了个“教育释放”。皮勇有惊无险折腾了一回，反倒有了经验。以后又作了些案，因为担心销赃时暴露，所以干的都是扒窃，不再动拎包的脑筋。
这样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义上算中学毕业，当时称之谓“70届”，要毕业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应当上山下乡，去外地插队落户，学校给了三个地方让挑选：江西、贵州、内蒙古，皮勇喜欢吃牛羊肉，便舍近求远挑了内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届学生离沪赴边疆，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畔距中苏边境不到百里的呼伦科尔夫屯插队落户。皮勇到那里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牛羊成群，骏马飞奔，不禁大感兴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