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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判卷、计分等一系列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在仅仅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陆志韦先生带领全体教授、讲师、教员亲自动手，出色地完成了新生录取工作。
10月3日新生发榜。同时，由招生委员会向被录取的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一些赶来报到的老同学还按照燕京老传统组成了迎新工作委员会，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同时附上了迎新工作委员会给新同学的祝贺信和入学须知等。这一切都一仍旧制，是许多教职员和老同学千方百计搜集整理、赶印出来的。
10月上旬，燕园南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复校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力，几天里就把学生宿舍四个“院”和适楼的一些教室布置停当，为新生来校上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0月8日新生报到。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前一片欢腾气象。一张张刚刚洗去沦陷时期饱受屈辱的泪痕的脸，幸福地微笑着，兴高采烈地拥向新生报到处。老同学和中年教师们忙着接待。那时，燕京大学原有的校车已不知去向，复校工作委员会就从投降了的敌人那里接管了四辆军用大卡车，把新同学一车又一车地接送到了燕园。
10月10日上午9时，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举行，礼堂里济济一堂。老师们都找出了封存多年的各色各样的学位礼服，戴上了四方博士帽。陆志韦先生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阔步走上主席台，主持了开学典礼。这一年，燕京大学分别在北平与成都两地开学。
“当……当……”未名湖畔土山上钟亭里的古钟，在沉寂了1036天之后又敲响了。声音洪亮、余韵隽永的钟声，伴着燕园人的欢声笑语在天空中回荡。它仍旧按照燕园人的习惯，恢复了每半小时一次的报时。
陆志韦先生在领导复校工作期间，以超人的精力、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奇迹般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那时司徒雷登正忙于飞渝会见国共两党领袖，随后又莅蓉视察战时燕大，校政主要由陆先生主持。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里，陆先生和洪煨莲、侯仁之、林嘉通、蔡一谔先生等共同组织起学校的教务、总务、财务、学生生活辅导等方面的工作班子。在教务方面，组织起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教师队伍以及预备班的教师队伍。图书馆也加紧进行了整顿，并准备先开放一个大阅览室。复校开学一开始，就开出了文、理、法等三个学院的必修课和几十门选修课。
当时，由于时间十分紧迫，有人主张先开些大一年级的必修课，用上大课的办法，先开起学来再说。可是陆志韦先生及几位复校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办学就要认真办，燕京大学就是燕京大学，必须保持和发扬它的传统和特色，再困难也要按燕京的优良传统保质保量地办好。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陆先生等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在陆先生等人的号召下，各学科的知名教授热忱地响应，例如邓之诚、聂崇歧、前独健、赵紫宸、李荣芳、高名凯、侯仁之、胡经甫、褚圣麟、蔡镏生、林昌善、徐献瑜、沈道璋、赵承信等，都担负起大一各科概论课的教学任务。
这些知名学者，在沦陷期间没有屈膝事敌，而是坚持真理，大义凛然，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抗战胜利后，他们也没有居功邀赏或稍事休息，而是空前热情地、忘我地奋斗在复校工作第一线。先生们大都沉疴未愈，身体孱弱，但却精神抖擞，努力工作。没有教科书就自编讲义，没有教具就土法制造，理科实验开不出来，就先画图讲解，来年暑假再补作实验。大家的共同心愿是：一定要让“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重新发扬；让美丽而恬静的燕园再焕发青春；让久居铁蹄下的苦难同胞们从这“野火烧不尽”的民心中看到希望；让还盘踞在校园北半部的敌寇们看看我们中国知识界的力量；也要让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争名利争地盘而迟迟不能办好受降接管工作的国民党当局的大员们看看和比比。
从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月10日燕京大学复校举行开学典礼，这期间仅仅56天！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把一所被敌人武力侵占近四年的综合大学恢复起来，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接管并维修校园校舍；要召集并组织起教职员工的队伍；要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及评卷录取工作；要准备开学开课，准备教材教具，还要安排好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生活……此外，一方面还要与已经投降但仍极为傲慢、狡猾的敌人交涉追索校产，逼促他们及早全部交还校舍校产，追录已经散失了的学校档案资料；另一方面还要与美国教会学校托事部取得联系，以获取办学的经费。更令人气愤的是，还要与那些从后方飞来或就地摇身一变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周旋。陆志韦先生带领复校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们就是这样呕心沥血、事必躬亲、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终于把这项按常情在短短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难以办到的事办成了！
燕京大学复校了，几百名青年人欢欣鼓舞地涌进了燕园，未名湖畔又出现了莘莘学子的身影；朗朗读书声又伴随着校钟的洪亮响声在湖光塔影中回荡。那些还赖在校园北半部的日本侵略军的残兵败将坐卧不宁，再也赖不下去了。10月19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最后一群日本侵略者丢盔弃甲，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滚出了燕园。
重主校务
复校后，陆志韦先生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司徒雷登仍为校务长。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创建人之一，从1920年起一直是燕京大学的校长或校务长，1945年秋季燕京大学复校以后司徒雷登即不多过问校政。正当以陆志韦先生为首的复校工作委员会忙于招生、筹备复校之际，司徒雷登启程赴重庆、成都等地。同年11月，美国托事部召司徒雷登返美述职，翌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所以燕京大学当时的学校行政工作实际是在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校务委员会除陆志韦先生任主席外，洪煨莲先生、林嘉通先生、蔡一谔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都是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复校初期，学校由于被侵占四年而元气大伤，校舍破损，校园荒芜。加上因国民党接收大员横征暴敛，社会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因此学生生活日益困难，学校经费也因美国托事部一再削减拨款而十分拮据。作为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主持全校行政工作，日理万机，教务处、总务处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要由他来解决，而且还要不断和美国的托事部打交道，确实耗费了他许多心血。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十分拮据。我要对付美国托事部，要做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向洛氏基金会争取拨款。为此，要接待应付在华或来华的美国人，还要对付国民党各派系的人物干预学校。由此可以想象他当时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6）
陆志韦受的是美国教育，到燕京大学来也是在帮美国人办学，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对美国人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并无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洋奴相。他曾说过：“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并常常以“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句话，表明他的办学态度。燕京大学的同仁们常说：“只有陆先生敢和美国人反驳。”美国托事部的做法是要人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办学，而陆志韦先生却一贯主张要按中国的需要来办学。为此，在与美国托事部打交道中经常发生争执。1941年初，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13所大
学的托事部要成立联合托事部，组成一个系统，按一个模式办学。陆志韦先生对此坚决反对，他主张按中国的需要各自办好学校。他的意见虽为大多数中国教职员所拥护，但却没有被美国方面所接受。例如燕京大学要办工科的问题，从30年代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燕京有些人士就议论过。战争之后大家更加认为，中国必将兴起建设的高潮，因此中国需要大批工科人才。特别是陆志韦先生，他一贯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大力培育科技人才，使我国以科学技术的优势，跻身于世界上先进国家、民族之林。燕京大学过去曾办过制革、化工等应用学科，培养了不少实业人才。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扩大，办起机械、电机等工科是很切合实际的。1945年复校之后，在陆志韦先生的倡议下，开办工科的意见又一再被提了出来，但托事部却不肯答应。最后，陆先生不顾托事部的干扰，向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募集捐款兴办了工科课程。对此，托事部声称不承担责任，并且一直耿耿于怀。
1946年夏初，成都燕京大学决定复员回平，师生们分批陆续北上。陆志韦先生主持了迎接复员来平师生的组织接待工作和蓉平两校间的各项协调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拟邀请陆志韦先生出席庐山会议，陆先生闻讯后即向校内同仁们明确表示不去！会后，蒋介石派人送来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时期所表现的民族气节。陆先生从楼上把勋章抛到楼下，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什么勋章！”并写了一篇四六文，劝他们放下屠刀，讽刺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又发动内战。
陆志韦先生不仅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其他派系人物也持这种态度。李宗仁为了通过陆志韦与司徒雷登拉关系，于胜利后的一天，携夫人到陆家。尚未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