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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皈依宗教那样吗？，摸到点门道没有？
“如果某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
“嗯，这也许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经给你了，你开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着你，这就轮到你了——而你明白他们是要帮助你。在某种情况下全班或全组可能一起申请下放。对每个人来说，摆脱日常工作，去体验一下劳动是好事。是的，我们回来都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很大收获。”
如果你年轻，事情就容易些，并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龄较大，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这对所剩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伯的浪费。如果你不习惯搞体力劳动，那就会感到很难办，特别是班领导“坏”的话。我知道有人一连几个月弯腰屈膝在稻田里干活，挑重担子，干他们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劳动的了——他们从内心感到，不能把他们自己同几乎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或士兵等同起来。
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是那样的新奇，以致听到甚至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这种事情的消息时——虽然现在比较地少了——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我在23岁以前，在学校放假或课余时间，就曾当过印刷厂学徒、饭馆侍者、农场帮工和其他零杂工，后来还以当过海员而感到自豪。这样我懂得了尊重劳动和鄙视懒惰。但这种工作现在不再吸引我，并且我体会到，为了赚钱或是获得经验而工作，同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没有企图使自己同农民和工人“等同”起来。在这方面的精神内容是缺乏的——至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哲学分明是这样的。
在离开这个题目之前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从修正主义分子直到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来，要受到严厉得多的处理。据红卫兵称，一些国民党特务和专门的破坏分子已被破获。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即使对“人民的敌人”也不准打骂或虐待，千万计的事例表明，他的话没有受到重视。在文化革命最初的日子，许多人被红卫兵根据捏造的罪名抓了起来。一经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关系都要受到审查。随着掌权的委员会此起彼落，被这派抓起来的人可能为另一派所释放，只是为了进行报复，而去责难那些曾指控他们的人。这时军队介入了，撇开派别，成千上万的历史案件都得重新审查。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滥用他们的临时权力，对他们所选中的受害者进行欧打或迫其“自杀”——有时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贡献的革命家，他们至多是为了热衷“修养”的准则而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活。（公开宣战比口头欺骗要好。）……
主席最不高兴的第二条是虐待“俘虏”。这不是过去战争年代红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凡是我给你讲过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没有谁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虽然他可能讲过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义取得权力的人中间，总有一些置若罔闻的聋子。那是谁呢？总之，是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一八） 军队和人民
中国穿军服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在人民中间他们大都不带武器。他们在公开场所的行为堪称模范，任何来访者很快就能看得出，军队是得人心的。公共小学满是红小兵；我遇见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中至少有一个能符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高标准。国家宪法把服兵役列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一。我在营房或其他地方询问过的士兵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人自认为是“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者”（当我把这个词的意义向他讲明以后），或是设想他自己将来会参加一场他的国家可能是处于“非正义的”一方的战争。
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民主的工农军队，现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来，它加给人民的负担无疑地轻得多。他们自我管理，生产自己消费的大部分粮食，没有随军服务人员，并且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去帮助农村或工厂。
自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已恢复延安时期的“作风”。军阶的标志——肩章、高级制服、硬边军帽、勋章——以及摹仿俄国军队的以示军官等级的其他明显标志，在60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和军官定期下去当兵得以恢复。所有指挥员都从士兵中提拔。官兵之间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已经缩小，虽然距延安时代军队的“平等”还很远。
十分强调政治方面的训练，政治意谓着同人民的关系。应牢记（还要唱）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它实质上仍和原来红军时的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不打人驾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此外，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所谓“三八作风”，在中文里是用三句话和八个字来表示。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个人或集体荣获“四好”荣誉，意谓着他们的‘三八作风”好，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以及日常表现好。
任何授与“四好”战士的家庭，都自豪地将其奖状安装在框子里以挂在毛主席像旁。
总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必须思想优秀为先，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是统帅”的教导。其方针是“四个第一”：在人和武装之间，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各种工作之间，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之间，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间，活的思想第一。
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毛的信条，即“人比武器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道德政治素质，优良的武器或庞大的数字作用也小。这样一些概念反映了毛早期对孙子（公元前350一450年之间）思想的吸收。孙子是中国古代权威的战略家，他的《孙子兵法》充满智慧，以至在当今新时代仍熠熠生辉。孙子云，战略的基本要素有五，“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对它的熟练使用。“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毛说，“这就是又红又专。”这里我并不打算同西方情报机关在估计中国的武器方面作什么竞争，只是一般地谈谈，这是不成问题的。人民解放军的300万正规军是亚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它有数以百万计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辅助部队作为后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类武器和现代装甲武器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6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仿照苏联米格一19型飞机生产了喷气机引攀，到1970年据说已能生产自行设计的新型喷气机，比俄国的米格一21型还要优越。她还正在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喷气轰炸机。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军舰艇方面，中国虽不及超级大国，但它所拥有的联合作战能力，足以制止可能企图用常规武器来考验它的强大防御力量的任何入侵者。到了1971年，中国已拥有一个规模虽小但须认真看待的核武器库和区域性的运载工具，这就足以大大减轻以前在原子威胁面前一无所恃的感觉。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不受到严厉的报复了。中国在洲际导弹方面早就有了潜力的消息，是使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实、并且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处体系内谋求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聪明的农民在内。中国百余年来受到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和近于毁灭之后，终于依靠自力更生强大起来了，我就听到过这些农民因自己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武器是一项具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大辛劳得来的，宣传教育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全都相信这—点吗？毛本人承认，还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百分之五（不多不少？）来说，军队是不准他们恢复祖传土地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和尚、道士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空想的艺术家中“脱离实际”的作家的压迫者吗？在每月设法逃往香港的几百人中间，大多数人看来是为了重温发财美梦而去的。这些人中间确实很难发现有个把人民解放军老战士。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了个大学校，”毛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军人应该学会去鄙视个人的利欲贪心。他们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我常常见到目不识丁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子被拉去当兵。当官的通常侵吞薪饷和口粮，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