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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昕稍黾�10美元甚至多达60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动产——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取决于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一种名誉制度——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照算或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会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使党的干部免于独断专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干部独断专行的很多。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同男子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这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仅仅是这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劳动，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不亚于其他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这地方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石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林彪将军任校长的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红军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呕小道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只有极少的人到过，那时毛把他的“首都”迁住延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后，第一次国共内战便结束。现在，到延安西北120公里的保安，已有一条通汽车的公路。我过去所知的这块没有道路的土地，尽是峭壁、荒岭和深壑，非旱即涝，难得见到几块窝田或要崩塌的窑洞。为数很少的农民穿得破衣烂衫，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之物。风调而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开垦弃地和荒地，种上自己的庄稼——这便是改变面貌的开端。
农村的潜力——种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的感观要大。这种潜力有一部分现在已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显现出一派动人的秀丽的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火车。我们乘坐的轿车的出现，引来附近所有的人都来欢迎，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门那“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黄土沟壁和偶然兀突的石壁中开辟出来的，近期的雨水冲毁了多处地方。这些冲毁的地段，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起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墙。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平整土地的成果：削平了山头的山丘，陡峭斜坡上花园般的层层梯田，蜿蜒河道旁筑起新的拦河石坝，两岸栽植的排排杨柳牢固地制服着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说是每户有3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土地是值得辛勤努力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非常肥沃，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全靠人力。我打听到，筑成这样一块占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0，000筐土。
大约经过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保安，发现这个山沟小城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百来户老百姓，现在则有3，000人。当年红军曾利用一座小祠堂开群众大会，现在则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告明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13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配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整个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另外还有一大块详细的教人如何防空的墙报。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座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一些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风味的大米饭，以及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二一） 富人和穷人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经过25年的辛勤劳作，削干了山岗，修建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大寨大队现在每公倾土地能生产约8公吨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者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我所见所闻的一个叫沙石峪的兴旺生产大队的故事同样给我留下印象，它位于保安东北1，000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连裤子都没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78户人家用17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植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并挖成了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5英亩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经有了200多英亩的半水浇地。它用彩石——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亦用它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3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
直通过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他们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3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它还可以用作防空洞使用。
（二二） 后顾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一本书。简而言之，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没收土地并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1950年）；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联合起来组成大队，办理较小单位不能建设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个阶段，富家都跳了出来，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反攻和破坏，被制止了，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酌教育订退了。但这种反动潜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人平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阐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发展办法以确保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来临了。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的干部由于脑子发热、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冒进。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之前，空前恶劣的气候降临了，比自然灾害更糟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300多项大型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以依靠。
面对严峻现实，党矫正了一些作法，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让步。公社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责任还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花去4年时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部分党的干部尝试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于是看到这一点。1960年他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城市“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