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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毛上一次会谈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遭到严重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中断，300多个重要项目的合同突然撕毁了，接着在第二年农业遭受了洪涝和干旱，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了部分或全部的毁坏，还在试验阶段的人民公社，由于太跃进中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正常的生产还陷于混乱。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那时毛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需要50年时间。
到1965年1月，情景大大改善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个地方的商店都陈列着廉价的主食品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国还偿还了所欠苏联的最后—笔外债。一次核爆炸（1964年10月）提供了一种新的地位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党的——和爱国主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毛主席在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时可能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毫无夸张。我发现他有哲人般的心绪，反映在他把死看得平淡，并似乎准备把他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充沛的生命和时间去发动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影响，这直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
当时许多省的领导人都来首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次的例会，毛同他们几星期来日日夜夜紧张的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他身体欠佳的话，他这次同我的谈话也许会很快地终止。看来他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很轻松，我们交谈从下午6时开始，吃晚饭时在继续着，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事后主席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性质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安然无恙，他适量进食有辣椒的湖南莱，并保往常那样随便喝—罚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烟。
在我们的交谈开始之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不抱太多成功的希望，我曾要求他准许将访问过程全都摘成电视纪录片。我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初你反对，而我争辨说，让中国和外国的人民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将你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厉害。把我们的会见情景在银屏上公诸于世．以驳斥那种无稽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过。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在这里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发表。这篇谈话的摘要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17日又登载在东京的《朝日新闻》，接着登载的有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星期口泰晤士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新共和》杂志＇2＇。我又根据自己的笔记，并核对龚澎的记录，作了必要的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发表了这次谈话，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似乎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告知美国。
后来，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依朋友向我指出，主席1960年的那些话，特别是不久就要上见上帝这种话，可能是有意让那些希望他赶快那样的人判断失误，国外发表的我的访问记从未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刊载，但知道它译成中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阅过。毛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人会介入越南，这就预示了中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意。
＇1＇龚澎：1970年患脑瘤去世，她的同志和无数外国友人深为哀悼。1971年11月，乔冠华就任联合国的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2＇美国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
2、西藏和神
我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1960年你告诉我，90％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右10％，现在怎样呢？”
毛回答说，各处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他们的总人数很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些人今后可望更多，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现在可说是大约有95％的人甚至更多些，是团结一致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我想起了班禅喇嘛，他刚刚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土地改革阶段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喇嘛寺庙及其经营人的土地，就要集体化了。在北京的监护下，对青年和无地农奴进行了13年教育后的今天，迅速壮大的共产党似乎已作好准备要把古老的神权政治的残余影响完全消灭。由毛主义的教师新近教出来的识字人手中有了科学和工业，神权政治的权威现已被彻底摧毁了。喇嘛教和它的诸神变成快要被遗忘的民间传说了。周恩来总理最近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给予班禅喇嘛一个“重新做人的最后机会”。
“班禅喇嘛困难之所在，是一个他同统治以前农奴的旧喇嘛地主权力之间的封建联系问题呢，”我问道，“亦或是你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的职责同与寺庙分离的新政权之间的冲突呢？”
毛回答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问题。封建领主已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现在作丁主人。班禅喇嘛同旧特权阶级中的一些“坏蛋”搞到一起，他们不仅阻挠改革，而已还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班禅周围有些人还不是旧得不能改造，还可能表现出进步。班禅自己也可能改变思想。
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住在北京，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回拉萨；这取决于他。
喇嘛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会有人去压迫真正信教的人，所有的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亦照常举行，＇1＇但问题在干，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教义行事的，远不是不干涉非宗教的事情。达赖喇嘛本人对毛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个活佛，虽然如有人公开这样说达赖就要加以否认。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土，也不是完全相信他们所传布的教义，不过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说，毛自己从来不信迷信，但事情并不是这样，他示意过我，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常年拜佛；少年时他站在她一边，反对他的不信佛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走过一片荒林，碰到一只老虎，不是纸老虎——一只真老虎——他拼命跑回家，马上烧香供神。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碰到困难，就求神拜佛，但顺利时就把它们全忘了。
“中国还有—些神吗？”
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不是只有一个神，而是很多。
什么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大慈大悲的神，等等。不是连一块石头也会成为神吗？仍然有几百万人信伊斯兰教，另有几百万人是佛教徒和道教徒。还有几百万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还有些人真信喇嘛神。
“不知你去过西藏没有？”
没有，他从来没有去过两藏，只是在长征的时期曾路过西藏的东缘。那时他跑了许多地方，但是有些地区他没有能够去看看。例如他们（指国民党人）就不让他去看看云南府（昆明），他们让他去看过贵州，可就是不让他去看看贵阳，如今他或许有可能去视察—下云南了，们他还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去过新疆。
记得他第—次告诉我他父亲碰到老虎的事是30年前，他他时说，正值同国民党第一次战争将近结束，他们的条件很差。然而中国的老红军团结而坚强，尽管人数少。当我看见他们时，他们还只有轻武器。
“此外还有穷人组织的民兵所扛的那些长矛。”
是啊，甚至还有扫帚把呢。决定胜负的从一开头起就不是手中的武器。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胜利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
其中包括许多因素。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武器比过去好了，但同样那些因素仍然决定着胜负。
“那时人们所想的主要是把中国从日本手里解放出来。我那时的确没有预见到革命的中国在世界上兴起的全部重要意义。”
＇1＇文化革命期间，除少数之外，所有寺庙已一律关闭。
3、美国是怎样给革命补充装备的
主席回想起，当我在保安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准备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同蒋介石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之后，毛的军队避免同敌人的主力部队作战，集中力量在农民中间建立游击根据地。日本人帮了大忙。他们掠夺和焚烧了华东广大土地上的村庄。他们教育了人民、迅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他们创造条件，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能增加自己军队的数量，扩大了领土。今天，当日本人来见毛并向他谢罪时，他却感谢他们的帮助。他说，他那时倒是希望日本军队能打到西安，甚至重庆。如果他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