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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这几篇谈话的整理出版，对于我国广大群众，一定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几篇谈话，由于我自己是当时的口译者，而现在又是当事人中的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加以整理。我建议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记》所收录的毛泽东谈话以及斯诺当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毛泽东同他的其他三篇谈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我只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经过了40多年，很可惜，现在这些有关的文字记录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记的东西，经过战争年代多次转移，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记述照译过来，在可能范围内做了某些校订工作。
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做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做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泽东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的脚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做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黎平
1979年8月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2、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这篇以及下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谈话，是在1936年10月间进行的，毛泽东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2点来钟。谈话时斯诺做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并曾到过前方的部队，最后于1936年11月间离开边区。他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进行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目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j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做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是原文。“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