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以对清廷的强烈谴责来表示对演讲人的拥护，并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当那个鼓吹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向激动的学生演说时，会场里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活跃。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正在涌上街头。
“起义军正沿着粤汉路逼近市区，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同时，城里也发生暴动，各个城门都被工人攻占了。我穿过其中的一个城门，又回到城里。然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直到看见‘汉旗’在衙门上升起。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汉’字。我回到我的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个著名成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前省谘议局的房子里，议长原是谭延，后来他被免职，省谘议局本身被撤销。在革命党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示召开国会的请愿书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他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呼吁召开国会，予断指以送（赴京省代表）。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没有过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来反对他们，谭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人物。
“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3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1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军火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非常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不断爆炸，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被袁世凯赶走，那时袁已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当时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企图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耽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