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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类似于“文革”庆功信的文字，颇有点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将整个高原作为英雄的布景和陪衬，这样的“三突出”原则显然不适用于西藏，甚至，不符合余纯顺的本意。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余纯顺从未有过绑架“壮士”这一称号，或者将自己的旅行与寻求真理一类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的企图。西藏并不需要观赏者，更不需要征服者，即使从不怠慢远道而来的人，但他们显然无足轻重。所有旅人都只是过客而不可能成为永恒，他们不是英雄而最多只能成为乞丐，他不是征服者或者施予者而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在西藏，乞丐这一称谓与轻视无关，许多藏民都是通过沿途行乞去朝拜的，因而每次在公路边上遇到行乞者，我都会投以尊敬的目光。
我不知书本上那些颇为吸引眼球的旅行是否真的构成探险，没有任何人能为此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文字听上去却像红头文件一样确凿无疑。它们仿佛浓烈的青稞酒一样迷惑我们。在这份由想象提供的欢乐里，西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对于西藏的冲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些信息的蛊惑，它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我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需要治疗，我敢爱敢恨，敢写文章骂领导，从来不舍得亏待自己；说复杂，是因为那种冲动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至今不能对它作出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己祖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如此向往？是因其自然、宗教和文化奇迹在四千米高度上的巧合，还是企图背叛四平八稳的生活而投靠眩晕、梦游般的流浪？果真如此，那么，被切？格瓦拉和马尔克斯联袂渲染过的美洲大陆，那些被丛林覆盖的神秘金字塔，不是更加深邃和鬼魅？西藏向每个人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答案藏在每个人的腿里，并且关乎他们生命中最敏感的部位。
三
没有任何征兆，西藏在一个沉闷的傍晚突然出现。那天，北京电视台的导演卢小南给我打电话，尔后我们就相约在一尊毛主席塑像下见面，同来的还有主持人金毅。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成了一部电视片的艺术顾问，并因此获得了随摄制组进藏的机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突然到来，剥夺了我做出一个苍凉而绝决的手势的可能。西藏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如我文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这将使我的文字大为逊色，因为我的西藏之行，缺少了必要的悲壮成分。
有一点或许可以事后炫耀，那就是我向整个摄制组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我的童年时代有整整一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白雪皑皑的高原，与无菌的病房颇有几分相像，会本能地诱发我对于疾病的记忆。但为了避免与西藏失之交臂，我守口如瓶，到最后都没向组织坦白交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暴露出自己的任性、自私和不预全大局。
高原的酷寒缺氧和我被病变撕扯得奇形怪状的呼吸系统，会合谋在途中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吗？无法呼吸的记忆是那样深刻，肺部缺氧的痛苦要远胜于胃部缺食，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折磨的我或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发言权。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通过一次被努力拉长的呼吸来为肺部争取一点氧气的艰辛，那点吝啬的空气如同爬过一片粗糙的山石一样，艰难地穿过我的喉咙，到达目的地时已所剩无几——缺氧于是成为我青春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而黑紫的嘴唇和凸出的双眼则成为我的标准肖像。疾病甚至改变了我睡眠的姿势，我只能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每一分钟都像用冷水深化冰块一样缓慢和艰难。据此我曾被宣布与西藏绝无缘分。但那一天我却把这一切忘记——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剥夺了疾病出来表态的资格。我用了一个星期进行准备，包括添置必要的设备，诸如防水鞋、手电筒、水壶和刀，并且通过北京台的制片人吴群和他的女朋友李小萌打探珠峰的情况。我把沿途携带的所有家当摊在地上，并不止一次地端详地图上那片红铜色的土地，这时我才发现，西藏就在眼前了。
旅途令人狼狈不堪。疲惫删去了所有虚张声势的表演，那些浮肿的豪情和虚假的浪漫，剩下的只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诸如如何跨过一座坍塌的桥梁，如何应对空虚的胃肠，如何尽早结束一天的行程，等等。而奇迹，就混迹于这些庸俗问题之中，悄悄地到来。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也就是说，漫天的飞雪将我们全部变成瞎子，它的险恶在于涂抹了道路与悬崖的界限，把危险送到我们身边同时又将它遮盖起来。但我们不能停车，那样会导致一连串的追尾，只能硬着头皮在湿滑的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显然这是一个因为赌注过大而显得并不好玩的游戏，每个参与者脸上都布满负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雪的恐怖，地道的“白色恐怖”，仿佛预见了上帝盖在死者身上的雪白布单。我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除了看到山脉的瞬间变化外是否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而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降临的阳光是出于恻隐还是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他的考试。我相信飞旋的风雪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可以像雨伞上旋出的水珠一样飞旋出去，我甚至已经听到了在游乐场可以经常听到的充满快感的惊叫。但上天不开无限度的开玩笑，他分寸得当，刚好在生死的临界点上终止了游戏。但在那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任何所谓超越极限的英雄感而只有一点可怜的求生本能，我知道，在西藏，任何一点狂妄都可能受到制裁。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3）
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对司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离奇的故障，平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各种救援办法，但是崎岖颠簸的山路对我们想出的所有办法都提出否决，最后一个办法只能是把车抛在绒布寺边上，等我们开车到拉萨，购买一个新水箱后，再返回原地，更换水箱。这样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将风和日丽这个词语用于修饰唐古拉山口，令我多少觉得有点离奇，我甚至感到一点受宠若惊，我相信并非所有人在刚刚进入西藏边界的时候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已对这些山神的性格多变习以为常。此刻的海拔表显示的高度已超过了五千米，我的呼吸系统比汽车的机械系统要正常得多——越野车的发动机那时正因缺乏氧力燃烧不充分而显然棉软无力，它像服用了鸦片一样一厥不振，而我却格外清醒。我等待着身体内部的那只魔手突然掐住我的脖颈但它始终按兵不动。
我警惕着埋伏在草丛中的蛇，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突然昂起头颅。如同一部惊险片的最后，凶杀并没有发生，放松之余我感到略微的失望。它不仅使我携带的繁琐的药物成为累赘，而且使这趟极限之旅（至少对我个人如此）仿佛一次平常的外出，以致于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的这趟旅程更像是一个谎言。
事实证明，西藏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尽管道路遥远而艰辛，我们不必把这里当作刀山火海，也无须把自己的旅程想象为某种壮举。天堂或者鬼蜮，皆是人为的想象或者杜撰。这里与我们的家园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那就是那里的常住居民还包括神明，它们占据着一定的人口份额。但是神明偏好最朴素的愿望，对豪言壮语心存反感。明察秋毫的神明早就看穿旅行者的阴谋——他们一面在记录本上写下悲壮的语录，一面劝说天真无邪的藏族少女在清沏的圣湖边脱去衣服……
四
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定日以后，我们汽车的时速就再也没超过过十公里，再也没看见过河流和植物，只有灰色的石头，如同被天国废弃的单词，把没有止境的山坡堆砌成冗长乏味的史诗，令人无法回避。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词语的顿挫逐渐变成脚下的起伏，成群结队的石头把我们一级一级推离地面，使我渐渐辨识出从下一座山峰背面传来的神灵的喘息。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民与高傲的神相伴。在这空气稀薄、草木不长的地方，时而会见到一些村落和寺院，冷漠的风雪中夹杂着人间的声息。这很像虚构，但这并非高原上的幻象，西藏擅长于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我们认为荒谬的地方，生长出真实的树干。有时我会认为性格狂暴的风是山上惟一的居民，但在它扭曲的表情后面，我却会意外看见驮盐者安祥的脸。一群驮盐者可能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在灰冷的岩石衬托下显得极为生动。羊背上的盐巴可以唤起我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比如温热的食物、妇人的乳房以及婴孩的啼哭，这种想象使我对高山的描述陡然发生转变，它不是为人们测量体能而准备的巨大仪器，而是一片生存之地，从每一条山路上都可能发现生活的线索，看到绝望的积雪与铁锅里灼热的肉汁的联系。许多与温度有关的词汇隐藏在那些冰凉的景象背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一位朋友说：“一切生命活动都只能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如果你站在难以看到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感到生活本身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滑稽的。你渐渐走近它，就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严肃，痛苦或幸福都是那样真实，每一个事件都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大意义。”＇2＇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