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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转变，发生于阿星的18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观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阿星说：“我18岁之前还是可以很坚决抗拒他们的生活的。18岁以后就慢慢地感觉不会那么排斥了。这个转变其实就看你能够忍耐多久。”
是什么使阿星无法再忍耐呢？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选择的机会成本。对于阿星来说，他可以选择老实地做工，但一个月只有几百元；他也可以选择做砍手党，一次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当然有坐牢和枪毙的危险。杀人的收益是做老实公民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越高，忍耐的可能性就越小，忍耐的时间就越短。阿星老实告诉记者：“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不到几百块钱，抢一下就有了。你挣几百块，人家挣几万块，心里当然一点都不舒服的。”更何况，“那些抢钱的老乡，会觉得我这样打工只赚几百块钱是没有出息。”
而最最令我震惊的是阿星下面的陈述：“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有的被抓起来了，枪毙了，或者判了徒刑，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十万，二十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都是这样的。只要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几千块，家里不会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原来，只要能拿回钱去，就是犯罪者的家人，也会心安理得，哪怕给别人造成伤害，哪怕自己的亲骨肉因此付上性命。
同样令我震惊的是记者关于阿星兄弟的如此记录：“兄弟俩还说，他们很爱家，尤其是爷爷奶奶。如果有20万元，兄弟俩任何一个都愿意去死，让另一个活下来，赡养父辈。”
爱，本是何其美好的词汇！可爱一旦变得偏狭，就变成了死（也包括杀死他人）的动力！
至此，我不得不再次表达对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加利·贝克尔的钦佩。因为他最早向人类论证了犯罪是一种理性行为。
那么，我们的社会何以面对这样的理性行为？
改善阿星们的工作条件和收入，这是最好的办法。但需要时间，在农村人口完全转移到城市之前，中国普通劳工的条件很难根本改变。
改变中国的贫富差距，完全应该。但贫富差距的改变也非一日之功。
“严打”，当然也是一种大家容易想到的办法。那样做，为的是让阿星们看到，犯罪的成本是高昂的，从而阻遏犯罪。但如果一次犯罪可能带来巨大的收入，让家人幸福、欣慰，纵然付出生命的代价又何足惜哉！
再严厉的刑罚，最多也不过是生命的代价。然而，在20万元人民币的诱惑前，死刑已变得无足轻重。当死刑在犯罪者的眼里变得无足轻重时，死刑的防线便彻底崩溃，从这道防线经过的，将是一个个善良老实的人们。
这真是最可怕的景象。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减少犯罪吗？
有的。那就是改变我们的偏好，或者说改变我们头脑中的“操作系统”。让每一个人都奉献多一点的爱。正如阿星所说的：“穷可以忍，只要别人对我好点”。
这个别人，包括阿星的主管，包括阿星的老板，包括住在城市高楼中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你和我。
还包括阿星的老乡。他们爱阿星，可是不是以阿星的方式来爱阿星。他们蔑视阿星的眼神成了一条条催促阿星走上犯罪之路的鞭子。
还包括阿星的亲人，尤其是父母。他们爱阿星，可是他们也爱钱财。如果有20万元进账，他们会淡漠了丧儿的痛苦，会淡漠了法律的神圣与威严。
读到过一本书，同样引起我的震撼。女孩跟一个个的男人上床，父母非常生气。女孩说，父母爱她，可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她读书不好，赚钱不多，不听话，他们的爱就会消褪乃至消失。既然父母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男朋友爱她并要她付出，不也正常吗？作者的结论就是：从没有得到过父母无条件爱的孩子容易自暴自弃并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我想说的是，一个从不懂得“无条件的爱”的民族无论经济多么发达也将是一个更容易滋长犯罪的民族，因而也是一个不幸的民族。
这几年，我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当我从伦理学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以及不同文明时，我的内心越来越有一种深重的忧虑。我知道，中国的转型仅仅停留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根本不够的。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文化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家，可谓博大精深。然而，人类文明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基督的博爱与宽容精神还没有成为这个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这实在是中国的大不幸。
在《南方人物周刊》在北大组织的一次论坛上，我曾经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解析了憨厚老实的农村青年为什么会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砍手党。我说，相比于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无条件地爱一切人，包括你的仇敌和逼迫你的人）”，中国的爱在伦理学上被称为“等差之爱”：中国人最爱者自己的儿女，次爱者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为此不惜生命（其中也包括不惜生命的代价去犯罪），再次者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次者自己的邻人老乡、同窗同事，依与自己人格关系亲近的不同而示爱。
至于那不相识的人们，那异乡的人们，是我们的爱所达不到的深渊。
日本人在本土是文明人，但日本兵到了中国则形同野兽。矛盾吗？不，日本人所信奉的也是“等差之爱”。在他们的眼里，日本人是人，中国人不是人。或者，自己的同胞才是需要去爱的人；而别国人，则不需要去爱，只需要去征服。
中国农村青年在农村面对自己朝夕相处的乡亲，会有一种天然的爱在心里留存。一旦走出家乡，那外乡的人们在他们的眼里则是完全不同的人。“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距离它太遥远了”，“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这样的城里人，是纯然的外乡人；这样的城市，是纯然的异物。在外乡对外乡人，爱的尺寸自然不同，行为选择自然不同。
从农村到城市，对于农民来说迈出的是人生的一大步，从“农村中国”到“城市中国”，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迈出的是伟大的一步。但所有我们目前看到的变化都还很表面。甚至即将到来的宪政层面的变化也还是表面。真正深刻的是心灵的变化。没有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变化，没有市场伦理的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城市化就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爱的精神资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稀缺的资源。有一位哲人说过，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罪恶，所不同的，是有些地方有罪恶有上帝，有些地方有罪恶没有上帝。中国，所吁求的不仅是经济的进步，社会贫富的缩小，政治的文明以及法律的公正，中国人还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基督的博爱与宽容精神。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我们再度出发吧！
不要笑话阿星，换一种情况，我们就是阿星，除非我们学会了“无条件地去爱人”。
（作者为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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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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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之韵
作者：梁晓声
那是一座美丽的南方城市。不是省会；却比省城的历史还要悠久。
那城市有一条街叫文化街。那城市的文化单位，曾集中在文化街上。如文化局、作家协会、地方剧团。总之，一个省该有的文化单位，在那一座城市的文化街上必定能找得到的。而且，曾各有各的小楼，皆是解放前富人家的别墅。因为那毕竟也是一座近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是一座具有文化底蕴、现实文化气质很浓厚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听说这座城市的领导们特别重视文化和文艺界人士，那些个被商业潮流冲得不知所措的缪斯的儿女，纷纷从东西南北中抽奔到这一座城市里来了，希望能继续充当文艺方面的“家”。他们和这一座城市有过不长一个时期的蜜月，却好景不再，现只留居着众多的画家了。这一座城市自古以来产生过几位丹青大师，都是开风立品人物，令它至今引以为荣。时下，文化人士们的这个协会那个协会，都搬入文化局新盖的机关楼里去了，名分还在，各有一间或两间小小的办公室而已。腾出的那些小别墅，要不卖给了今天的新贵和新富，要不租作酒楼、歌舞厅、洗浴中心什么的了。仅美术家协会的那一幢小别墅，诸别墅中最大的一幢，仍归在该协会名下，由一位五十几岁的副主席承包，改造成了画廊。这一座城市的书画生意相当活跃，市场潜力方兴未艾。那一位副主席不但将美协搞活了，自己也富得很了。
前不久，我应友人这邀，去了那座城市，并幸会了那一位美协的副主席。他姓谭，留髯，穿唐装，着布鞋，形象特古代。人们都尊称他“谭先生”，那体现着极敬。我乐得从众，“先生”较之于“副主席”什么的，尤顺我口。
某晚，友人携我前往画廊，赴茶聚。无非七八人到场，品茗，赏画，评字，交流心得，增进感情，惯常的凑趣清谈而已。一隅，有白发翁抚古琴，仙风道骨，其调袅宛。友人悄对我言，彼幽山观长，与谭先生挚交。非亲自叩扉礼接，绝不肯与我等俗流之辈混迹一堂的。又言：“今日谭先生高兴。”
问何故？答曰：“近来售画频频。”
我平素蜗居简出，从无机缘近听古乐宝中之宝音，不复开口，眈眈凝视，侧耳以享。
谭先生忽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