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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地想：“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2亿多港元，1999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1亿多港元。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7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国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国家独自承担，而是由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据统计，美国人一年捐出来的钱接近2000亿美元，尽管比尔盖茨是个人冠军，但是其中的70％仍是由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捐出来的。
“我自己还需要别人来捐助，贪官污吏一年贪污的钱不知道可以盖多少希望小学。还有公款吃喝一年2000个亿。”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的过不下去，只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心理的不平衡。比如，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一个月收入千余元，他觉得收入低，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一个月赚1万多块他也不满意。“我怎么啦？赚的是不少，可这都是血汗钱！一年365天，一天12个小时，你见我休息过吗？”原来他知道一个有“关系”的人，整天什么事不干比他挣的还多。可是那位也不满意，“我这算什么？毛毛雨。”因为他知道更多“关系”的故事。
我后来碰到一个“企业家”，光别墅全国各地就十几栋。他总算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正在办移民。
“我一个月800块钱就要交税，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却可以逃税。”有些中国明星在捐款时确实没有偷税漏税时积极。远的不说，就是上次东南亚海啸，一级方程式赛车冠军舒马赫捐款1000万美元，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捐了150万美元，小帅哥迪卡普里奥也捐了100万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戏演得不咋的，看来也挺大方的，捐了100万美元……再看看中国的明星，据说，有的“大牌”只捐了1000元，甚至，娱乐圈中某位牵头人劝人捐款竟好几次遭到拒绝。
“我把钱捐给你，我怎么知道你拿它去干嘛？”近几年，不停地有报道说，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的报道。或者雁过拔毛，变成了某级政府的楼堂馆所的建设费、高档轿车的购置费，甚至吃喝玩乐的开支。这些事件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捐款的积极性。
“这种事只能是谁遇上谁倒霉。”有一辆公交车上一个乘客突然晕倒在车上，司机掉头就朝医院跑，由于送医院及时，那位晕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车上的其他乘客纷纷指责司机耽搁了他们上班，因为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司机忍不住问这些乘客，“将心比心，要是晕倒的是你呢？”“这种事只能是谁遇到谁倒霉。”许多年前，我看过多部美国电影。这些电影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电影的开始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二，故事都是有关一个美国人遭受了某种不幸，我记得有因刹车系统先天缺陷的汽车致残、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项不好的制度而失去亲人的。遭遇这些不幸之后，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利用法律武器赢得巨额赔偿。第三，获得这些赔偿后，他们将钱拿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资助今后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记得，在媒体采访时，电影的主人公都说同一句话：“这件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是被黑帮控制的。”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乞丐小孩钱，就在这时，城管大队来驱赶，小孩吓得连钱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给他们钱。”城管对我说。“小孩怪可怜的。”“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被黑帮控制的。那些黑帮靠他们乞讨来的钱住宾馆、盖房子。说不定比你来有钱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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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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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日
作者：夏秀芹
在别的文章里，我称他老爸，今天的这篇，专门为他所作，庄重的叫他父亲。
他在襁褓中失去了母亲，在继母的冷眼中长大。幼年跟着爷爷辗转于大江南
北，青年时有十年时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年时十多年做着单位的劳资干部，到
了五十岁出头，单位却经营不善，“下岗，养老”成了他最关注的两个词。他盼望
着退休，虽然拿到那张存折就说明他老了，他不在乎，只求在单位跨掉之前退下来。
然而他还有两年才六十岁。
母亲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请先生测八字，算命的说我跟父亲有“绞”，这一
“绞”就是三十余年。
我刚学说话，他就迫不及待的写了大字贴在门上，有空就要跟着他念：“人
口手，马牛羊“；稍大点学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上幼儿园第一天溜回家吃
东西，被揍得从此不再敢生逃课之心；初中时偷改英语分数被明察秋毫，他的处罚
是抄遍整本书十遍。初中以后的暑假从来没消停过，不是背唐诗宋词就是抄古文观
止，要么是做校外的试卷，甚至全国的竞赛题。
对我喜欢的作文他从来没有赞赏过。不但不支持，甚至积极反对，说是“舞
文弄墨，劳神费心“。我一直很委屈的怀疑着他的动机，隐忍着不敢反抗他的暴君
行为。
直到有一年爷爷去世，政府给爷爷的悼词中提到解放后爷爷因文获罪，而牵
连父亲，改变了他们两代人的命运。忽然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向写作的路上走。他
是怕他的女儿也象前辈一样因为无常的政治而坎坷终身。但也许遗传使然，他的女
儿不思悔改，越来越放肆的搬词弄句，进而也能骗点稿费。联系地址我一直写他的，
第一次稿费寄到的那天，他打来电话，很高兴的口吻。电话这端的我象把他打败
了一样，轻舒一口气：他总算接受这个现实，虽有点无奈。
小时侯看到别家的孩子在父亲怀里撒娇，跟父亲咬耳朵说悄悄话，羡慕得直
想去抢人家的爸爸。自有记忆开始，他从来没抱过我，没亲过我，除了书，没有买
过别的什么给我。有时候竟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亲生的女儿。这疑惑直到长大工作后
才解开。
女儿长大了，做父亲的不得不接受的事情更多。从开始工作那年开始，之前
是我一直在听他的安排，之后，他就被迫着接受我的一个又一个出乎意料。
毕业那年，他自作主张的把我分到他们单位。然后很认真的跟我说要在几年
内做到什么位置，总之好好表现，有爸照应，不会有什么难处。工作第二年就遇到
系统内改革，我们单位恰恰是本省的试点，工作组驻扎了一个多月。在签合同的前
五分钟，事先答应了无数遍的搭档忽然毁约，选择了别人。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
及有任何补救，当晚下班时，我成了被组合出局的人。他载我回家，一路上只听到
他呼吸急促，我一面为自己不平一面又担心着他的高血压，带着哭腔劝他：别急，
明天再想办法。他声音嘶哑说你也别难过，别告诉你妈，我会解决的。
回到家，三个人闷着吃饭，妈想问，刚张嘴就被挡回去，他说一切正常。吃
完饭就不见了人影。直到夜很深了，工作组的人来家调查情况，妈去叫他才回。后
来听妈说找到他的时候，他蹲在地上，捂着脸正哭。妈说从来没看到你爸哭过。他
说平时工作得罪的人多，他们合起伙来算计孩子，有什么冲我来，孩子没做错什么，
受这么大打击，太对不起孩子。妈妈跟我说这事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