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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没有超过标准。肾脏和肝脏的受损程度如果超过—定的标准，就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决定首先通过积极治疗，恢复弗尼斯肾脏和肝脏的功能，以达到心脏移植所规定的要求。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弗尼斯和坎贝尔离死神越来越近，但还是没有适合他俩的心脏。而最让麦克拉斯感到担忧的是，虽然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弗尼斯肾脏和肝脏功能的损害并没得到多大的恢复。麦克拉斯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白宫三天两头打电活询问弗尼斯的病况。全院上下眼睛都盯着他。说实话，他并不希望在这几个月内有新的心脏。因为那样他才不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即使两个病人都死了，他也没有什么责任。但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他对自己会闪过这种想法感到可耻。
正当弗尼斯和坎贝尔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的时候，从美国全国心脏服务中心传来消息，在八百英里之外洛基山旁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年轻人因车祸意外死亡。据送来的资料表明，这个年轻人的身材和弗尼斯与坎贝尔相仿，而且血型也是O型。
院长布里奇知道这个消息后，迅速来到麦克拉斯的办公室。一走进办公室，他就高兴地叫道：“麦克拉斯，我刚才已将这个消息告诉白宫了，总统得知后非常高兴。”“可是我还没决定谁先接受心脏移植，”麦克拉斯有点不高兴地答道。
布里奇对麦克拉斯的回答感到惊讶，“那你现在就必须决定。”院长大声说道，接着头也不回地走出麦克拉斯的办公室。
院长走后，麦克拉斯坐在桌前陷入沉思，他反复翻阅放在他面前的两份病历，谁先做？弗尼斯还是坎贝尔，坎贝尔还是弗尼斯，选择一个就可能给另外一个判了死刑，这太残酷了。他知道如果救活弗尼斯，那会给他们这个医院、他本人带来巨大的好处，毕竟弗尼斯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坎贝尔是一个花匠，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即使不治而死，对医院和他本人也没多大影响。但弗尼斯并不符合心脏移植手术的要求，如果给他移植，最多也只能活一年半载的，而另一个可以靠这颗心脏多活十年、二十年的年轻人就必须死去。想到这里，麦克拉斯使劲地摇了摇头，不，不！这是他———一名医生的良心所不容的。怎么办？作为一个心脏移植专家，麦克拉斯素以雷厉风行、大胆果断著称。而这在外人看来非常简单的决定，却难住了麦克拉斯，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选择良心，他将失去一切；放弃良心，他将拥有一切。麦克拉斯一时难以决定，他来到609病房，惊讶地发现弗尼斯整个人变了，有心脏的消息似乎已给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弗尼斯高兴地对麦克拉斯说：“博士，这一消息太令人鼓舞了，当然我对那个不幸死去的年轻人也深感遗憾，但是我要活，我要活！”弗尼斯已经认为这颗心脏非他莫属了，虽然他也知道隔壁的坎贝尔也在和他等候同一颗心脏。
607病房，坎贝尔无神的大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这个消息并没有带给他任何喜悦，有没有心脏对坎贝尔来讲都是一样，他知道白宫要人弗尼斯和他等待同一颗心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颗心脏医院都会优先照顾弗尼斯。反正他已做好死的准备，一切都无所谓了。看见麦克拉斯走进病房，坎贝尔挣扎着从床上仰起身子，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痛苦的微笑。他吃力地说道：“博士，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没死，我……”他喘了一口气，用劲说道：“我还可以等。”麦克拉斯扶他躺下，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病房。
从607病房出来，麦克拉斯看了看表，晚上八点三十分，再有三个半小时，负责运送心脏的医疗小组就要回来了。时间紧迫，他要赶快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他飞快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院长布里奇已经等候在那里。他把决定告诉了布里奇。布里奇高声叫道：“你知道你这个决定对这家医院、对国家、甚至对你个人的前途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知道，我们已对弗尼斯进行了最好的治疗，可惜他的身体状况并没达到手术的要求。我是一名医生，不是一名政治家，对任何病人我一视同仁，不管他的身份的高低。现在，我的职责就是让极其宝贵的心脏能在病人体内最好地发挥作用，让他们活得更长，所以我选择了坎贝尔。”麦克拉斯直视着院长回答着，字字句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你不能这么做，你简直疯了，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已经答应白宫了，你叫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布里奇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我会向他们解释一切并承担一切后果，”他拿起话筒，“通知坎贝尔，他明天凌晨一点开始进行手术。”生命之光将在坎贝尔身上重现。
一个月后，609病房弗尼斯那颗疲惫不堪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弗尼斯的死成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医院董事会迅速做出了解雇麦克拉斯的决定。麦克拉斯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尽管失去了一切，但他却在巨大的压力下，始终坚持住了自己生活和行医的准则：公正和良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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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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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手势
作者：洛瑞。摩尔 编译：王流丽
收到鲍勃照片的时候，我很难把相片上这个搂着最佳射手奖杯、一脸阳光的年轻人同12年前那个瘦弱畏缩的男孩子联系起来。但是，他高高举起的右手是划破我记忆的闪电，那是一个孩子对生命的坚强诠释。
12年前，我受蒙特利哥学校邀请，担任该校足球队春季集训的教练。他们是崇拜我的，训话结束后我对孩子们说：“现在轮到我认识你们了。大家站成一排，在我和你们握手的时候告诉我你们的名字。”
我从一个个孩子面前走过，夸奖着那些自信地喊出自己名字的孩子，最后走到队尾那个瘦小的男孩面前。他很紧张地看着我，小声说：“我叫鲍勃。”然后，他缓缓地把左手伸到我面前。“哦，这可不行，”我说，“你应该知道用哪只手握手吧？而且你的声音还可以再大一点。怎么样，小家伙，我们再来一次？”鲍勃低下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这时，他身旁的狄恩说：“教练，鲍勃的右手生来只有两根手指。”鲍勃猛地抬起眼睛看着我：“我能踢得很好的。做候补我也愿意。”
我平静地把右手伸到鲍勃的面前，温和地说：“你愿意跟我握下手吗？”鲍勃迟疑地将他残缺不全的手放到我的手心里。我双手握住他微微颤抖的小手：“鲍勃，你记住，没有必要遮掩什么。恰恰相反，你有一双幸运的手。上天如此安排，为的是能让你比别人更快地打出“胜利”的手势（用手指打出英文单词胜利“victory”第一个字母“v”）。
鲍勃苍白的脸上渐渐浮起灿烂的笑容。集训结束时，有一场和邻校的汇报比赛，孩子们举着手争先恐后拥到我面前，希望自己能首发出场。鲍勃的左手几乎要举到我眼前，我装作没看见。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时，我沉默地看着鲍勃，鲍勃涨红的脸上突然有了凝重的神情，他坚定地举起右手，微微张开两指：“教练，请给我一次机会。”
我记得那回鲍勃进了2个球。
伤痕往往是上帝的亲吻，如果你能够正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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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总是好人多
作者：萧伍
前些日子，朱军在深圳人民医院的病房现场做《艺术人生》，采访胃癌手术后即将化疗的青年歌手丛飞。我坐在电视机前从开始看到结束，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
这几天静下心来细想了一下，觉得丛飞令我感动的主要是两点：其一，丛飞确实是一个好人。他以个人并不稳定也不丰厚的收入，资助了178个贫困学生，为此背了债、离了婚，还被人当作“傻瓜蛋”和“神经病”，但身患绝症的他无怨无悔、一如既往，言谈中最牵挂最担心的，还是万一他走了以后，“那些贫困学生怎么办？”其二，丛飞的成长经历中遇到了那么多的好人。家里贫穷，丛飞上小学时早上经常饿肚子，一位女老师知道后便常常买馒头给他吃；去深圳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身无分文、衣衫邋遢的他，靠睡桥洞和吃人家剩饭度日，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听了他的演唱之后，不仅帮他解决食宿，还花600多元钱给他买了西装和皮鞋，使他顺利进入了决赛；这一次喷血舞台，被急救入院以后，当地一家报社的一位女记者立即采访报道了丛飞的事迹，在深圳引起巨大反响，深圳人民医院聘他担任医院的“爱心大使”，给他免去了一大笔手术和其他医疗费用……
把这两点合在一起，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丛飞这一个好人，是他所讲述的许多好人所造就的。
由此我还想起了黄永玉，一位比丛飞老得多但和他一样被许多好人所造就的艺术家。黄永玉现在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和作家，青少年时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盲流”，而从湘西出发辗转大半个中国到达香港的数年“流程”，则是他人生转折的关键。他写了一本《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的书，极其细微地记述了张乐平、沈从文等十几位早年帮助过他的前辈，以示没齿不忘。但是，就是这么一位重情重义的老艺术家，有一次在巴黎街头写生时，却没敢喝一直跪在身后看他作画的一位法国女士递给的一杯水，他怕水里有“蒙汗药”。而且，当那位女士起身离开向他挥手微笑时，他还伸手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