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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希特勒喜欢的游戏是玩小镜子。他玩得很起劲，并且搞得老师很烦躁，因此老师认为有必要在班级操行登记册里记下一笔。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都簇拥在班级操行登记册周围，偷看老师写的内容。他们发现，老师（当然是无意的）竟写了一句顺口溜，令他们大为开心。于是便放声朗读起来：“希特勒小淘气儿，借着阳光照镜子儿！”当老师再走进教室的时候，这群孩子声嘶力竭地重复着这句话。
希特勒还谈到，他12岁时就与同学们打赌，说他在与女孩子们一起作礼拜的时候可以把她们逗笑，希特勒后来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事先带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当女孩子们的目光触到他的时候，他就拿出胡刷子来装模作样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胡子。
他还讲述了他最初学吸烟、喝闷酒的经历，以助雅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烟，实际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难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呕吐不止。母亲十分为我担心，我对她讲我吃了一片颠茄，于是她请来了医生。医生为我检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来，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裤兜，结果在里边发现了烟蒂。后来我买了一个长长的瓷烟斗，吸起来像个烟筒，不过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开始吸。有一次我吸着烟睡着了，直到床着了火我才醒来。那时我发誓不再吸烟，我遵守了这一誓言。”
他还说道：“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个农家酒店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粪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亲要看的毕业证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无结果，于是去找校长，并且请求他给我一份副本。这是我童年经历的最大耻辱。校长把皱皱巴巴的毕业证书递给了我。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在类堆上发现了这份证书并且送给了学校。此事使我很沮丧，以至于下决心不再饮一滴酒。”
他还谈起他所依恋的母亲给予他的爱和父亲对他的严厉，他常说：“我不仅不喜欢父亲，而且还很怕他。他易动肝火并随手打人，可怜的母亲总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在《卡尔·迈》这本书中读到有疼痛而不表现是勇气的象征时，便下决心，再挨打时将不出声。当父亲再次打我时——我知道母亲仍担心地站在门外——我一声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记下一个数。而后我自豪地告诉母亲，‘父亲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当我疯了。说也奇怪，从这天起，我无需再重复这种尝试，父亲不再打我了。”据他讲，后来他父亲的生活艰难时，他又对父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为他从一个孤儿最后当上了一名海关宫员。希特勒还喜欢谈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如何能干，使得这个家逐步富裕起来。
他有时也回忆起被他视为“蠢女人”的姐妹们。使他恼火的是，例如她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他醉心于某一体育项目，或用手枪打那些栖息在小镇子公墓内的老鼠。他向我们承认，他姐姐安格拉订婚后，他真想劝他对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约，并与“蠢女人”一刀两断。
希特勒没有“家庭”观念。他把他的参谋部视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几岁。她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姑娘，早在年轻的时候，希特勒就喜欢这个妹妹。然而也许主要是因为年龄差别的关系，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到战争结束为止，保拉一直住在维也纳，后迁到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1956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算名符其实地离开了维也纳。”她在1957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哥哥阿道夫与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处处都得让着年龄比我大、个性比我强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们不能为争个谁亲谁疏而吵个不可开交，让外界看笑话，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直住在维也纳，而我姐姐安格拉则在上萨尔茨堡为我哥哥操持家务，直到1935年秋天为止。哥哥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个人的事情由个人自行处理。”她在1957年2月5日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在他看来，我们姐妹过于嫉妒他，他宁愿花钱雇外人在他身边为他服务……”
比他大七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影响。阿洛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个女人是个爱尔兰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叫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1939年人们曾公开谈论起他，因为他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的书。第二个儿子是一名军官，战死在东方战场上。当着希特勒的面，人们很少谈及（实际上根本就不谈）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在维滕贝格广场开饭馆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希特勒在施皮塔尔的亲属。
希特勒常常谈起斗争年代的经历和他与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友谊。有一次他说：“这种友谊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谊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尔次地区诺伊马克特镇一个公证人的家庭里，当过记者和诗人。他作为拜罗伊特的戏剧批评家而出名，与亨里克·易卜生曾家为好友。后来，埃卡特曾把《培尔·金特》译成德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埃卡特是在1920年的一次大会上认识希特勒的。对于希特勒来讲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并且经常给予希特勒以则政方面的接济。每当希特勒谈及这些具体情况时总是非常感动。1923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过兰茨贝格监狱，由于病入膏肓，当年圣诞节时便获释出狱。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他的朋友、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布吕根封地的领主那里度过的，1923年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国觉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当成了纳粹运动的战斗口号。
埃卡特的死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这样讲过。只要他一谈到迪特里希·埃卡特，总是两眼泪汪汪的。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他还对“忠实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有可能报答埃卡特的情况下不能对他给以回报一再感到遗憾。
与迪特里希·埃卡特有关的一切都在打动着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的一个女友在她从恩斯特·冯·沃尔措根的遗孀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发现了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几份手写的诗稿，他当即就要把它们买下来。当他认出这些诗稿是迪特里希·埃卡特身后留下的所剩无几的处女作时，他便主动提高了购价。埃卡特的大部分处女作诗稿都被他那位爱吃醋的夫人销毁了。得到了这位朋友的诗稿他简直高兴极了。由于对埃卡特怀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对约翰娜·沃尔夫也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经常亲见地称她为“沃尔费尔”。
他还讲了很多在斗争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们经常乘敞篷的奔驰汽车旅行。每次外出希特勒总坐在1936年去世的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的旁边，尾随其后的是埃里希·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饭馆歇脚。希特勒很喜欢这个饭馆。1932年，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接到了兴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请柬。希特勒还谈到在长时间旅途中上厕所的麻烦。有一次他借绍布提到的话题大谈魏玛、大象饭店：“……那里有供他用的固定房间，里面虽然有自来水，但却不能洗澡。厕所在楼道走廊的尽头，所以每次大小便后总要先走一段难以忍受的路程，因为他一离开房间，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传遍全楼，在他离开厕所时，楼道两旁已站满了人，他不得不举起胳臂并面带尴尬的微笑如同忍受夹道鞭笞一样走完回到房间的路程。”
他谈到在汽车旅行途中为消磨时间所玩的游戏。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游戏。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只有在人们玩输了之后才能发现这是一个游戏。具体玩法是，将虚构的事情形象地讲述给别人听，直到听众不由自主地问：“是么，那是谁？”答案是“施泰因施奈德博士”，这样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编造的，提问题的人陷入了设置的圈套。另外还有就是“海狸游戏”。他们给长络腮胡子的人取名“海狸”，谁在旅途中先发现了这样一位“海狸”，谁就算赢了。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他还经常谈到党在过去由于他签署的汇票期满而面临的财政拮据和在山穷水尽时刻终于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况，他总爱谈起下面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