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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政策的拥护者主张：不应当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必须随机应变，争取时机，等待事态的发生和发展。他们承认，一切危险都是十分现实的，必须提防奥地利的好大喜功的思想，同时也必须防范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思想。不过，这一切灾祸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只要耐心地行动并作出让步，就能够避免危险的敌人。法国人就其本性来说是好商量的，因此，只要合理行事，就能说服他们的首领，得到他们的好感。在现时的社会思潮下，任何武装中立都会导致战争，而战争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天意使威尼斯京城处于保险不受侵犯的地位，应当用忍耐、稳健和时间来克服一切危险。
巴塔耳亚说：“共和国的确在危急中。一方面，法国的原则违背我们的宪法；另一方面，奥地利在侵犯我们的独立。我们试图在这两种不可避免的灾祸中选择灾难最少的方针。在我看来，奥地利的奴役制度是最坏不过的。我们对《金书》要进行补充，把那些够资格的大陆贵族的代表写进去，借此来安抚我们的人民，而我们内部的反对派就会消失不见。我们要武装要塞，装备舰队，征集兵员，去迎接建议订立攻守同盟的法军总司令。我们也许对我们的宪法不得不稍加修改，然而我们将会拯救我们的独立和自由。有人谈到武装中立，这个决定可能在两年以前是最好的，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它对交战双方都是适用的。同时，它在当时也是可能行得通的，因为有时间来作准备。现在，你们已不能禁止法国人做你们曾经允许奥国人做过的事，或者禁止他们向你们提出你们忍受过的条件。八天以后，当法军到达维罗纳，而你们甚至并没有把握使奥地利来援助自己的时候，禁止就意味着向法军宣战。在这两个月以内，奥地利这个国家不可能为你们作出什么事情。在这期间，共和国处在这样精明强干和这样猖獗的敌人面前，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禁止的办法是所有的解决办法中最糟糕的办法，这就等于把共和国投入最危脸的深渊中，而不是避开它。
“有人向你们提出另一个解决办法，即忍耐和争取时间的办法，这个办法同头一个办法一样糟糕。现时的政治形势与从前完全不同，因为时代大大改变了。我们现在经受的危机和我们先人的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智慧所曾经克服过的任何一种危机，都截然相同。法国的政治原则是大家都感到兴趣的。它们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这是一股强大的潮流，如果企图用忍耐、稳健和支吾搪塞的办法来阻止它，那是枉费心机的。我向你们提出的方法，是唯一可以拯救你们的办法。它既简单明白、光明正大，而且显得慷慨大度。我们可以向法国人表示：我们在留下防卫我们要塞所必需的部队以后，给他们提供一万名军队。法军很快就会拿下曼图亚并把战争移到德国境内去。如果我们作好第一步，那么其余的就容易办了，因为分裂国家的各党派往后将为同样的动机所鼓舞，会走到一块来。我们的独立将得到保障，我们宪法的基础从而也就得到挽救。奥地利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什么势力。它没有舰队，而土伦舰队则每一分钟都可以在利多出现。”
这个意见对明智人士的思想和感情都起了作用，但是只有少数人赞成它。因为贵族的偏见占了上风，祖国的利益被放到次要地位。对于那些堕落的、思想低能的人来说，这个解决办法是太高尚了。
三
莫切尼哥督办在布里西亚隆重地接待拿破仑。他使人确信参议院对法国有好感。通过接二连三的盛大的庆祝会，建立了法国军官和当地名门望族之间的联系。每个达官贵人都极力和一位法国将军交朋友。
驻维罗纳的佛斯卡里尼督办也照着这个样子做，可是他傲慢的性格却妨碍他装模作样，因此他不能很好地隐藏自己内心的感情。他是最仇视新思想的议员之一。他所以不敢抗议法军进入彼斯基耶腊，只是因为法军是跟在博利厄部队后面进入那儿的；但是，当法军要军火库的钥匙，以便在围墙上安置大炮并着手武装帆桨大船的时候，他提出了抗议，说这是破坏了共和国的中立地位。在拿破仑到达彼斯基耶腊以后，这位督办还打算劝阻他去维罗纳，他甚至以关闭城门和开炮相威胁。总司令告诉他说：“我的军队已经到达那儿，您这样做已经太晚了。在我们围攻曼图亚的时候，我不能不沿阿迪杰河建立防线。您带领一千五百名斯洛文兵士是无法阻止奥军渡河的。所谓中立就是对交战双方一视同仁。如果您不是我的敌人，那您就应当让我做你们允许奥地利人做过的、或至少你们不曾阻止他们做过的事。”
这样的争执传到了参议院，迫使参议院召回佛斯卡里尼，而派巴塔耳亚接替他的位置。巴塔耳亚被任为阿迪杰河以东各省、其中包括维罗纳在内的督办。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好商量的、举止文雅的人。他对自己的祖国极其忠诚，对从前的法国抱有好感，就是对共和的法国也认为比奥地利好。
战场渐渐扩大到整个威尼斯的领地上来了，可是首先侵占它新的地区的总是奥地利。例如，博利厄侵占了彼斯基耶腊和维罗纳，维尔姆泽奔到巴萨诺并通过维琴察及巴图亚，阿尔文齐和查理大公侵占了弗里乌尔、帕尔马诺瓦和直至共和国东部疆界的全部地区。
四
在大陆各个领地里，暴露出群众的激昂情绪。不满很快地传遍各地。对寡头政治的旧恨和对新思想的向往交织在一起。大家认为，意大利为奥地利受了损失，因此必须推翻贵族的统治。拿破仑总是想缓和这个运动，但军队中的激昂情绪却影响着这个运动。当拿破仑从托连提诺回来并且满心希望向威尼斯推进的时候，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造成困难的事态上来。这种激昂情绪越来越高涨。布里西亚和贝加摩终于发生起义。费纳罗利、马尔提纳哥、列基和亚历山大里站在起义者的前列，他们都属于极富有的望族。这两个城市的市政当局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可以自行支配收入，规定税收，委派官吏。如果说圣马可的狮旗还飘扬在那儿，那这与其说是服从威尼斯的标志，不如说是对总司令的尊敬。在人们的谈论中和在各种出版物中，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尖锐攻击威尼斯贵族的言论。人们痛心疾首地用一切方法来着重指出这个政权的不公道。他们说：“威尼斯怎么有权来统治我们的城市呢？难道我们不如他们勇敢，文化不及他们高、财富不及他们多、气度不及他们高贵吗？”参议员们看到几百年来受自己统治的人民现在竟不顾他们之间的地位悬殊，而把自己和老爷们平起平坐，感到极其屈辱。一切都预示着尖锐的冲突就会发生。巴塔耳亚在给参议院的紧急报告中，尽可能地不谈布里西亚居民那些带侮辱性的越轨行为，而在布里西亚居民面前，他又尽量把参议院的愤怒和忿恨加以掩盖。这位督办一直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多次同总司令来往，总是想引起总司令关心共和国的命运。
五
由此可见，把三百万无组织无秩序的人留在法军后方是危险的。拿破仑毫不隐讳地说，他对法国朋友的影响不及对参议院本身的影响。他可以制止他们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说话、写文章和用各种与他不相干的行政琐事来刺激他们的首领。解除布里西亚及贝加摩爱国者的武装，拥护参议院，判决首恶分子，把他们投入威尼斯的监狱，这就意味着使人民党永远离开自己，并且也得不到贵族的好感。如果拿破仑执行这种懦怯的政策，那么就必然会导致象路易十二统治时期那样的后果，即引起全体居民起义来反对我们。
促使参议院同法国结盟并修改宪法以满足大陆居民的愿望，这是最好的和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因此，它也就成为拿破仑坚定不移的努力目标。在每一次新的胜利之后，他总是重新提出这个建议，但是均无结果。
第二个解决办法是这样的：向威尼斯进军，以武力占领这个京城，根据情况的需要来进行政治变革，把政权交给拥护法国的人士。可是当查理大公还呆在皮亚韦河一带的时候，向威尼斯进军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应当击溃奥军，把它赶出意大利。在获得这个成功以后，不应该丧失胜利果实，也不应该只是为了在威尼斯周围作战而延期过山。如果这样做，那就势必让查理大公有机会恢复元气、加强自己力量和制造新的障碍。要知道只有在维也纳城下，才能取得多次胜利的最终结局——和平。何况威尼斯还有很大的力量。它有浅海湾、军舰和一万名斯洛文兵的保护。它控制着亚得里亚海，可以获得新的部队。最后，它所有当权的名门望族将为保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被迫起来斗争，而这一点也是促进它进行反抗的一个精神因素。谁能算准法军会因这个障碍而耽搁多少时间呢？不管这一战的时间多么短暂，她们这样顽强抵抗，在意大利其余的地方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新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