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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5页。
5？7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统一战线，顾名思义，就是要统一，要团结，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要同别人做朋友，而斗争则是对付敌人的手段。有些人据此认为，要联合就不能斗争，要斗争就无法联合。你搞斗争，人家怎么敢来呢？再说，你拉人家来做朋友，人家来了以后，你又斗争，这也不够朋友的情义呀？这也是一种头脑简单，天真幼稚。毛泽东认为刚好相反，不斗争就搞不好联合，搞不好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大致有两条：其一，联合的人多了，阵容扩大了，必然发生这样的问题：成份越来越复杂，颜色越来越不一致。如果老这样下去，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清理整肃，就会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为敌人分化、离间我们提供机会。我们不但强大不起来，还会变得弱小，容易被敌人击破。或者出现不怀好意的朋友，反客为主，要我们听他的，把我们统一到他的身边。这样，表面上看我们的阵营扩大了，实际上我们的阵地不见了。“我们”已不复为我们，等于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白白忙乎了一阵子。这样的统一和联合不是适得其反吗？其二，不斗争是一种没有力量的表现。只有通过有效的斗争，才能教训那些敢于放肆、敢于捣乱的人，使他们不敢轻易造次，从而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因此，毛泽东认为既要联合，又要斗争，两只手一只也不能少。不联合我们的队伍不能扩大，不斗争我们就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为了坚持这种两手政策，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使一度幼稚的共产党的两只手都强硬起来，变成谁也对付不了我而我可以谁都能对付的有经验的党。联合和斗争一路走，联合是针对中间派的，斗争自然也是针对中间派的，中间派处在统一阵线之中，无疑是应当团结的，但是一切中间派都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毛泽东两手政策的出发点。你有两手对我，我也应有两手对你，否则就会吃亏。对中间派革命、爱国、不反对我们的那一面，我们要团结、联合；而对其动摇、妥协、反对我们的那一面，我们又要批评、斗争。”只有这样双管齐下，中间派才能变成于我有利而无害的因素。中间派有不同层次，有人民内部的，也有敌人内部的，中间派本身也有左、中、右。无论哪个层次上的中间派都有两面性，但不同层次上的中间派两面性的比重各有不同。离我们距离越近的中间派，其革命性成分就越多；反之，离敌人距离越近的中间派，其反动性成分就越多。对这些不同的中间派，其联合与斗争的比重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如果一样的斗争，或一样的联合，都达不到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毛泽东的基本方法是：除了最坚定的左派、革命派和最顽固的右派、反动派以外，中间部分长长的一串，包括左派中不坚定的分子，右派中可争取的分子，以及中间派中各不同部分，都要施以团结和斗争两手。但是两只手用力的程度依离我们距离的远近而有区别。越靠近左边的，我们越要强调联合、团结的方面，越靠近右边的，我们越要强调斗争、打击的方面。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三股中间势力，只是当作反帝的同盟音来争取，面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则作为基本的同盟军来团结。与此相应的对前者的斗争要多一些、重一些，对后者的斗争要少一些，轻一些，主要是批评教育。重要的是对每一个中间派，每一个同盟者，都必须同时使用两手。使用的方法可以有两种：（1）一边斗，一边和，两手同时并用。比如我要批评某一朋友的错误，在指出他的错误的同时，必须肯定他的成绩，加以适当鼓励，以免产生对立情绪，我而去。我要嘉奖他时，除了指出他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他的不足，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免他翘尾巴，不听我的。（2）斗一斗，和一和，两手交替使用。斗了一阵，达到了目的，随即进行安抚，主动表示友好，好了一阵后，发现他又有不对，再斗一斗。如此不断反复，不但不破坏团结，反而会团结得更好。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加强团结，因此必须掌握好分寸，不能搞过火的、无休止的斗争。过火地斗争，一味地斗争，事物会走向反面，使统一破裂，矛盾激化，朋友变成敌人。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孤立了自己，与团结统一的出发点相违背，是毛泽东一贯反对的。
5？8 三个“三分之一”毛深东的统战谋略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政治技巧。它的目的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便有效地孤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除了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时候，为了便于操作，这种谋略也体现为某种定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就是一例。毛泽东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
①另两个“三分之一”留给非共产党人员。毛规定国民党党员一定要占三分之一。第三个“三分之一”则是无党派人士的。据说这样做便表明共产党没有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②美国记者白修德曾研究过这种制度。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反对派是不民主的”。当时共产党最大的反对派便是国民党。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国民党员一定要占三分之一，并且不能少于三分在一。当然在质量上毛泽东也是有考虑的，他说；“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一是“必须容许”，二是“不反共”，由于“不反共”，所以国民党方面就说这些人是国民党的叛徒。但不管怎样，共产党能够容纳国民党，而国民党不能容纳共产党，到底哪个民主、哪个独裁，舆论自有公论。第三个“三分之一”是指“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反共”，但“不积极”。共产党那一部分是不会反共的，国民党所占的那个三分之一必须是”不反共的”。假定无党派中有一半是反共的，总共也只有六分之一的“反共分子”，绝对的少数。这样做既容许了异党分子，又保证了本党绝对优势，堪称方今中外政治体制上的一绝。白修德说：“实行的时候，这个制度并不完全那么死板，不过中共总是把他们自己的比例做到不超过三分之一”。这是不假的。毛泽东也说过，在那些”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只能少不能多，多于三分之一便表明共产党占了优势，不民主，不平等。可“事实上”，白修德说，”中共之多于或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在每个地区的政府里，他们都是唯一与整个政策相联系的团体。他们是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又是农民的保护人。他们制定策略，无论从哪方面说，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做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做是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
③“三三制”实践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政权经验。他相继提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权模式。这些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至于被领导地位上的客体，在不同时期略有区别，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解放斗争时期是“一切民主阶级”，在建国以后是除了敌人以外的全体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不同成份，不在于有多少党派、阶级参加政权，而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有了这一条，”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一回事。因此毛泽东1956年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政权中，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领导是必须的，异党异阶级的存在也是必须的。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民主又专政。如果只有共产党一种颜色，就不能体现民主，就难以和共产党所极力反对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区分开来。据说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但毛泽东不同意。倒不是这位共产党的忠实追求者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而是因为她留在党外对共产党更有好处。她留在党外，可以代表另一个党派帮助共产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