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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强权，他越要蔑视反对，比如反对孔子，他说莫说还有许多别的理由，
单就他独霸中国，使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乎做了两千年儒家的奴隶这一点，
也是不能不反的。毛可谓真正的“红辣椒”，当年湖南的太上皇赵恒惕深深
尝到过他的辣头，赵曾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
不能立脚了。不仅赵恒惕，蒋介石、斯大林、杜勒斯，这些更大的权威，也
都先后尝了毛泽东的辣头。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回忆道：“自我第一次认
识毛泽东起，我就认走并告诉我的同志，他决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
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
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
在蔑视、反抗强权的另一面，是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就像他的慈
母一样，毛对受苦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少年时代他曾多方周济贫穷和受苦的
乡邻。1913年，湖南发生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 20年后，他向斯诺讲起
在那场饥荒中死去的人时，眼睛里还是湿润的。中国历代士人都把社会分成
“君子”和“小人”两种人，但作这种区分的君子们总是对小人抱鄙夷态度。
毛泽东也曾使用过这种分法，但是他认为”小人”大都可怜悯，力主君子对
小人“宜为一援手”，“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毛泽东一生不知向多少权威、大人物发起过挑战，可在普通小百姓面前，
他却十分和蔼可亲。罗章龙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和毛一起从长沙回
韶山，在路上毛见到一位老农在茅屋里打草鞋，便走上去和他一起拉家常。
边谈边帮老人槌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鞋槌平。
毛泽东最有名的口号之一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始
终相信小人物胜过大人物，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要求广大干部和党员像鲁迅那样，做人民大众的牛。
但另一方面，他从不向“大人物”屈服，几乎没有哪一个“大人物”喜欢他。
9？12 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但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怎
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
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
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
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
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
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作了区分。
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
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
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
“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
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
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
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
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
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
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
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
忽人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洽
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哀。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
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经验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
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人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
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长生不
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
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
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
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
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这种超然态
度很合毛泽东的味口，因此他称赞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有了这种辩
证法，毛泽东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经常说
到“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
对江青说过：“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
不可粉碎罢了。”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
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看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最
好的办法当然是泰然处之。
不过，人之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乃人力无法改变，
故只有泰然处之为上。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二者的价值有
高下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
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一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
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
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大。因为自杀只是
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而没有积极的奋争，这样的死，顶多
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毛泽东曾将生死的价值档次列成一
个表，其中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
四。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生存观，也表明了他的死亡观。人都有一生，但
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
偷生，生不如死。同样，死亦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如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
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口号。
总之，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生要生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无
论对生还是对死都要泰然处之。
9？13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人心有三大要素：知、情、意。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一大
要件。孔子曾提出“学、思、行”“修德三法”，主张“傅学而笃想，切问
而近思”，还指出不为学有“愚、荡、贼、狡、乱、狂”六大弊害。
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他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
响：“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半。人类
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就更少不得知识学问，要成事，特别是
成大事，就必须“拿得定，见得透”。“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
有不成者”。为了探得“天下应以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活
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才不
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但是对于学什么，怎样学，毛泽东都是有一番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
为人的才学知识不单来自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应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从这里不
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
“以社会为课堂”等等主张。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另一个重要途径
是“游历”。
毛泽东很欣赏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毛说：“欲从天
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核，遍游四字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
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
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沙读书期间，毛
泽东常与同学出游。据罗章龙回忆：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
历的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社会调查，
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对毛泽东来说，“漫游
四字”是养心益气、丰富才学的重要途径。
青年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方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王碑，
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
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愈题过诗的南岳庙，还有贾谊词，
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
1917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个学生旅游全国并到了西康
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对斯诺说：“我想效法他们的榜
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果然，那年暑假，
毛邀约萧子升，不带一个铜板，徒步游学湖南五县。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
户，结识各色人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