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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具有下述特点：资产阶级或贵族，所有想从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务的人，对于政府一律怀有强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大工业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愿；总之，它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但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许极其自由地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
18世纪的报纸，或当时人们所称作的“加泽特”（gazettes），刊载四行诗句多于争议性文章，尽管如此，政府对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对书籍它很宽容，对报纸却非常苛刻；由于无法专横地予以取缔，它便努力使报刊转而为政府所专用。我找到一份1761年致王国各总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国王（即路易十五）决定，从今以后，《法兰西报》将由政府监督编排，通告说：“鉴于国王陛下欲使该报饶有兴味，确保它凌驾其他报刊之上，因此，”大臣进一步说道，“你们要寄给我一份简讯，载明你们财政区内激发公众好奇心的一切，尤其是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通告还附有一份内容介绍，其中宣称，新报纸虽然较之它所取代的报纸出版更勤，内容更多，但订阅费则便宜得多。
总督有了这些文件后，便写信给总督代理，下令贯彻；但是总督代理开始回答说，他们一无所知。大臣因而发出第二封信，严斥外省无能。“国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们，他要你们至为严肃地负责此事，向你们的属员下达最确切的命令。”总督代理行动起来了：其中一位报告有个走私盐犯（偷运盐）被处绞刑而且表现出很大勇气；另一位报告该区有个妇女一胎生三个女孩；第三位报告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但确无任何损失。有一人宣称，他曾十分留心，但没有发现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过他自己仍订了一份如此有用的报纸，并打算请所有有教养的人都订阅。然而这番努力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说：“国王不辞劳苦，亲自详细了解各项措施，使报纸办得更好，并愿给这家报纸应得的殊荣和名气，但是国王看到他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视，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可见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此外必须承认，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未模仿欧洲南部那些政府，它们控制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芜。法国政府对自己的任务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但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倒有害，因为它有时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无人能控制的事。
政府很少进行或很快便放弃最为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某些法律。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它所处的范围内得到片刻安宁。新规则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更替着，使官员们由于身受上级控制，常常摸不清应该怎样顺从。市府官员向总监本人抱怨，附属的立法太不稳定，他们说道：“单单财政条例的变化就足以迫使一个市府官员——即使他是终身职——懈怠自身事务，光去研究各种新规章。”即使法律没有变更，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变动。若未从旧制度政府遗留下来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就无法设想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执行法律者的蔑视，因为那时既无政治议会，又无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为、专横跋扈和变化无常均不受限制。
在御前会议的判决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定的，已经颁布，但是未能实行。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经过庄严的登记注册，可是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在总监和总督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不断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办事。它很少破坏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据特殊情况，为了办事方便起见，悄悄地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
总督致函大臣，谈到一个国家工程招标者要求免交入市税的问题：“确实，按照我刚刚引证的敕令和判决的严格规定，对于这些捐税，王国内人人都得交纳，无一例外；但是谙熟法律事务的人都知道，这些硬性摊派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处罚一样，尽管有确立税制的种种敕令、宣言和判决，却从未妨碍例外措施。”
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是它的特点。
谁若想通过法律汇编来判断那个时代的政府，谁就会陷入最可笑的谬误之中。我找到国王于1757年颁布的一个宣言，宣称凡编写或印刷书刊违反宗教或现行制度者，将一律被判死刑。出售这类书籍的书店，贩卖这类书籍的商人，均应受此刑罚。那么我们岂不又回到了圣多米尼克的时代了吗？不，这个时代恰恰是伏尔泰威临文坛的时代。
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在18世纪，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具有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然而，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没有比诋毁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证明这点了。当大革命前的长期的困惑开始发生作用时，形形色色有关社会与政府的新体系破门而出。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用它的力量。老米拉波是个极端迷恋贵族权利的贵族，他把总督直截了当地称为僭越者，并宣布，如果把挑选法官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法庭不久就会成为特派员帮伙。米拉波本人只信赖中央政府，认为唯有靠中央政府的行动才能实现他的幻想。
这些思想绝不停留在书本中；它们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
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种田的人平常对清规戒律反抗最厉害，连他们也竟然相信，如果农业得不到改进，应主要归咎于政府，因为政府既不提供足够的咨询，也不提供足够的帮助。一个种田人写信给总督，信的口气很气愤，已预示大革命的来临：“为什么政府不任命巡视员，每年在各省巡视一遍农作物状况，教育种田人改进耕作方法，告诉他们必须怎样管牲畜、怎样把它们养肥、怎样饲养、怎样出售以及必须赶到哪里上市呢？这些巡视员应当得到丰厚的报酬。作出最出色成绩的耕种者将得到荣誉奖。”
巡视员和十字勋章！这套方法是萨福克郡的农夫从来也想不到的！
在大多数人看来，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骑警队；而有产者只信任骑警队。对双方来说，骑警队骑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吉耶纳省议会说道：“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一看到骑警队骑兵就乖乖地收敛起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因此每个人都希望在他门口有班骑兵。这一类性质的请求在总督辖区的档案中比比皆是；似乎无人想到藏在保护人后面的很可能就是主人。
逃亡贵族到英国后，最感惊异的是英国没有这种自卫队。
他们惊异不止，有时对英国人也十分蔑视，其中有个人，虽然德才优异，可是他所受的教育并没使他对即将看到的事物有所准备，他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这些人对扰乱治安的一切感到恼火，可是看到煽动分子回到社会当中却感到自慰，认为法律的条文胜过一切考虑。”他进一步说道：“这些错误思想并非存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有些智者想法就与之相反；久而久之，智慧必占上风。”
英国人的这些怪现象可能与他们的自由有某种关系，但这位流亡贵族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爱用更科学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道：“气候潮湿，周围空气缺乏活力，这两者给人的性情留下阴暗色彩。在这样的国家，人民自然特别喜爱严肃的事物。英国人民的天性爱关注治国之道；而法国人民则距此甚远。”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装有诉状的文件箱也许是聚集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