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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维叶说道，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同样的分析可以用来了解支配所有事物的大部分普遍规律。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文明国家发号施令的专制君主旁边，几乎总有一位法学家，他使君主那些专横而前后矛盾的意志合法化并加以协调。法学家们把国王对权力的普遍和无限热衷，与法学家天赋的讲究治理的条理与知识结合起来。国王能迫使人们暂时服从；法学家则有本领使人们几乎心甘情愿地长期俯首听从。前者提供强力；后者提供法律。前者靠专横跋扈掌握统治权；后者则靠法制掌握统治权。在他们会合的焦点上，建立起使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专制制度；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法学家的人，只了解专制暴政的一个部分。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部分，才能设想出整体。
除我刚讲过的一般原因外，还存在其他若干偶然性的次要原因，它们加速所有权力向国王手里集中。
巴黎很早便取得了王国内压倒一切的独特地位。法国有一些重要的城市；但人们只看到一座大城市，即巴黎。自中世纪以来，巴黎就开始变为知识、财富和王国政权的中心。权力集中于巴黎，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巴黎与日俱增的强盛又反过来有利于权力的集中。国王将国家事务吸引到巴黎，而巴黎把国家事务引向国王。
法国从前是由通过条约获得或通过武力征服的一些省份组成的，长期以来这些省份彼此仍处于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
随着中央政权终于使国土的不同部分服从于同一行政制度，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逐渐消失；而随着这些差异的消失，中央政权发现更便于将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国家。因而国家统一有利于政府统一，而政府统一有助于国家统一。
18世纪末，法国仍划分为32个省。13个最高法院在各省自作主张，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法律。各省的政治体制五花八门。有些省保持着某种国民代议制，另一些省则始终没有实行国民代议制。有些省采用封建法；有些省采用罗马法。所有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的，也可以说是外在的。真正说来，整个法国已达到只有一个灵魂的水平。从王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流行着同样思想。同样的习俗在各地生效，同样的意见在发表；人类精神处处受到同样的培养，走向同一方向。一句话，法国人虽然有这许多省、这许多最高法院、五花八门的民法、千奇百怪的习俗，他们无疑在当时的欧洲已成为内部联系最密、必要时最能团结一致共同活动的民族。
这个由各种协调一致的成分组成的伟大国家的中心是王权，它在掌握了重大事务的领导权之后，已向最细小事务的管理权伸手。
所有强大政权都试图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它们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其固有性质。
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时，中央集权制成为有名无实。因为只有靠法律才能实行集权。而法律无法预料一切；即使预料到一切，实行起来只有靠官员和不断的监督，而立法权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议会集中政府，却不集中行政。
在英国，议会有权插手几乎社会上所有大小事务，却没有听说行政权的集中，国家权力终究给个人意志留下很大的独立性。我想，这并非因为这个大团体天性好节制。它爱惜地方自由并非因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为身为立法权，它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反之，当行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居统治地位的人也有能力使其全部意志顺利贯彻执行时，这个中央政权便能逐渐将其影响扩及一切事物，或者至少在它自己的政体中不受任何限制。假如这个政权被置于一个一切都自然趋向中央的民族中，在这里每个公民都无法单个进行反抗，而几个人又不知如何合法地联合反抗，同时所有的人几乎都有着同一习惯和同一风尚，安然屈从于同一法规，那么人们便无从知道专制暴政的界限在哪里，无法明白专制政府在处理了国家重大事务以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支配家庭事务。
1789年以前，法兰西呈现的便是这样一幅图画。王权已直接或间接地夺得一切事务的领导权，真正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大多数城市和省份，王权已干净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权也未留下更多东西。法国人则形成了欧洲民族中最统一的民族，行政程序也最为完善，后来称为中央集权的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刚才已阐明，在法国，政体正继续趋向专制，然而出现一个奇怪的对照：习惯和思想日益变得更加自由。自由从政治制度中消失了，但在风尚中依然保存。自由的保障愈少，它对于个人就愈珍贵，仿佛他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从国家各大团体那里夺得的种种特权。
推翻主要敌手之后，王权便自动止步；王权的胜利使它变得温和，似乎进行争斗是为了夺取特权，不是为了使用特权。
如果认为在法国自由精神是与1789年大革命一起诞生的，这是人们常犯的严重错误。自由精神在任何时代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精神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出现的。与其说经深思熟虑，不如说出于本能，来去无常，既猛烈又软弱。
从来没有任何贵族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见解和行动上更高傲，更有独立性。民主自由精神从没有比在中世纪法国公社中和直至17世纪初（1614年）不同时期召开的历届三级会议中，表现出更有劲，我几乎要说更粗野了。
即使当王权继承了所有其他权力时，人们服从它，但不卑躬屈节。
必须将服从这一事实与其原因区别开来。有些民族屈从于国王的专横，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有进行统治的绝对权力。另一些民族则将国王看作祖国的唯一代表，或上帝在世间的形象。还有些民族崇拜继贵族专制寡头政治而出现的王权，怀着某种夹杂着欢乐与感激的宁静心理去服从王权。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服从中，无疑可以遇到一些偏见；它们表明知识不足，精神谬误，却并不表明心灵卑下。
17世纪法国人与其说是服从国王，不如说是服从王权；他们服从国王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国王强大，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国王仁慈合法。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对服从有一种自由的爱好。因此他们在服从中搀入了某种独立、坚定、微妙、任性和易怒的成分，这些成分足以说明，他们在接受一个主人时，仍保持自由精神。尽管这位国王能任意支配国家的财富，但他在约束人们最细微的行动或压迫最微不足道的舆论上，却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出现反抗，臣民得到风尚的庇护，比自由国家的公民常常得到的法律保障更有效。
但是，过去一贯自由的民族，或后来变成自由的民族，是不能理解这些感情和思想的。前者从未体味；后者久已遗忘：二者在服从专横权力中，只看到可耻的卑躬屈节。在那些尝到过自由而后又丧失自由的民族中，服从确实永远具有这一特征。但是，在从未获得自由的民族的服从中，常常贯穿着一种必须承认的道德观念。
18世纪末，法国人始终引为特点的独立精神格外发扬光大，其性质完全改变。法国人的自由概念在18世纪经历了一番改造。
自由实际上能够以两种形式在人类精神中产生。它可以是共同权利的使用或特权的享受。人们想在行动中或某些行动中自由，并非是因为所有的人均有独立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每个人本身拥有保持独立的特殊权利，这便是中世纪人们所指的自由，在贵族制社会，人们也几乎总是这样理解自由。在贵族社会，社会地位极不平等，人类精神一旦习惯于特权，便将尘世所有财富的使用权列入特权范围。
既然这种自由概念只与设想出这一概念的人，或至多与他所属的阶级有关，它便能在缺乏普遍自由的国家里存在。有时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众人所得到的对自由的必要保障越少，某些人对自由的珍爱反而更强烈。物以稀为贵。
在接受这种贵族式的自由概念的人口中，产生了对个人价值的狂热感情和对独立的强烈爱好。它赋予利己主义以某种能量，某种出奇的力量。这种概念虽由个别人设想出来的，但它常使人们作出最卓越的行动；当它被全民所采纳时，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民族。
罗马人认为，在人类中间，只有他们才应享有独立；他们相信这个自由权绝非来自天性，而是来自罗马。
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对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
自从这种自由概念深入人心并牢牢扎根时期，独裁专横政权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现象或暂时偶然现象罢了。因为每个人既然对自己拥有绝对权利，那么，最高意志只能来自全体意志的联合。从此，服从也失去了它的道义性，在公民那雄壮自豪的美德与奴隶那卑下自得之间，再也没有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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