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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评点红楼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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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游览,院落都有了主人,各谐其风格,一一品味,各有风味。各人所住院名以及配给使用,完全暗合勾栏曲院规则。
  且看:宝玉首选怡红院,黛玉挑定潇湘馆,薛宝钗住了蘅芜院,贾迎春住了缀锦楼(紫菱洲),探春往了秋爽斋,惜春往了蓼风轩(藕香榭),李氏住了稻香村。其他一应在所的地名,如暖香坞,绛芸轩,滴翠亭,蜂腰桥,梨香院等等,不仅一应江南风光,而且颇有些红尘世界的气韵。
  再说众小姐的别号:潇湘妃子,又名颦颦;蘅芜君,怡红公子,枕霞旧友,蕉下客,菱洲,藕榭,并同绛珠仙子,神瑛侍者等名号,都极其风流蕴藉,芳香扑人,俱似高等香艳场所之雅玩别号。
  作者自称是:“大旨谈情,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能够谈情而又不断发生故事的地方,肯定不是在官僚府第之内,而是在男女都相对自由的交际场所。
  开首石头变成美玉时,僧人所许诺他的,将要携带他去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是实写的,为《红楼梦》之主体。而另外两句“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却倒是虚写的,只是书之框架。
  而与其他传统言情小说大相迥异的是,男女比例的极大失调,群芳环绕竟为一公子,亦是风月场景象。
  另者人际关系,内中老妈子一律为讨厌之物,贾宝玉所说的,一旦嫁了人,珍珠就变成了鱼眼珠。就根本地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女儿,而变本加厉地监视和迫害,榨取于女孩儿们。这一点,也不太像贵族家。倒有些像鸨母所为,像是青春过去的老妓压迫幼者之诉。
  既有“金陵十二钗”之说,书中所写的女性们活动之地应当是在金陵。然而《红楼梦》中又每每有要“回金陵”的说法。一处是贾母因宝玉挨打,大怒于贾政,喊着要带宝玉回金陵去。另处是王熙凤的判词上说:“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可见荣宁二府并大观园其实又不在金陵。
  只有犯事的甄家是在金陵。
  而书中的青年女性们除了贾氏三春外,从李纨起,尽从金陵而来。那黛玉与香菱,则独为姑苏人氏。可见同类中之异。
  若其素材取自京城北地满族官宦家,却十二钗并一干女子,尽为汉名字,汉相貌,汉神气,汉淑女。所塑造之经典系数千年汉文化之粹。若作者真借满家贵戚事,恐不能如是丰神。
  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红楼梦》的这些女性——十二钗们的“人格样本”是来自金陵的,金陵秦淮河上。
  那么,“秦淮河”这个特定历史文化的精神风貌是什么?“秦淮河”所以久传不衰的精神元素有哪些?为什么我会将它同《红楼梦》这一部看似封建家族正史的大书联想在一起呢?
  它处于南京帝王之都,所谓有“王气”,是文化昌盛之地,集富贵典雅之大全。真正的“温柔富贵之乡”。
  史载,当年南京,秦淮河北岸为贡院,由于中国传统的科考制度,文人学子年年必四方赶来,云集于此。
  而秦淮南岸,即为名妓们所处的旧院。顺应着读书雅士的品味取向,旧院名妓们装束淡雅,举止谈吐颇类大家,能音乐,善诗词,工绘画,品貌不求艳丽,但求意态娟好。 “名姝”们各有擅长,个性张扬一如名士风范。略举一二:
  董小宛,“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经晓”(《板桥杂记》卷中);
  陈圆圆,“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觚剩·燕剩》中《圆圆传》);
  柳如是,“慧倩,工词翰,在章台日,色艺冠绝一时”(《柳夫人小传》);
  李香君,“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李姬传》);
  卞赛,即“玉京道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 (《板桥杂记》卷中);
  李大娘,“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夫之气”(《板桥杂记》卷中);
  王微,另号“草衣道人”,她“长而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
  当时有“秦淮八艳”之称。可见她们造成的风气之盛。
  名士与名妓,二者相互欣赏,彼此激发,造成一幅婚姻之外的爱情、文化与政治的因缘,密如繁星。诸如李香君与候方域;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辟疆;葛嫩与孙临;卞赛与吴伟业等。真乃是佳期如梦,佳话千古。
  这些风尘女子不乏有重视民族气节之奇侠义女,“桃花得气美人中”,李香君、柳如是、葛嫩、王微等情所寄托的俱是当年的东林党人、复社君子。她们身在红尘,殊重风骨,可谓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为那种嫉恶如仇的斗争风骨所吸引。这些风尘女子,在江山巨变之时的不屈表现,早已超出那些平时为她们仰慕的文人学士,震烁古今。正是“大节从容问女流”。 
 



 

   
何来群芳聚《红楼》(3)
 
  大节之前,死与不死?名妓中也有另外的表现,如顾媚,在明亡后就不主张其夫殉节,她所主张的“求生”说,与柳如是的“劝死”就大相径庭。顾媚夫君龚鼎孳降清后,以自身权力保护了一些明遗士。故评说不一。
  此种弯曲的哲学与活法,倒有点象《红楼梦》中那位伤心却不能全节的袭人。而顾媚筑有眉楼于桃叶渡,亦令人联系到袭人的宿命册子上之桃花。此处不赘述。
  明末清初,那最后的“秦淮河”,集明朝亡国的志士烈女之情结, “舍生取义”之光辉映照着昔日的风华柔情,一股“秋气”笼罩诸名流及佳丽的命运。于是使其灵气、傲气、清气,超脱于浮云富贵及庸常脂粉。而秦淮河的文化价值也因此得到升华。
  而此后的“吊明”者倒并非一定是明遗士。 秦淮河留下的时代回响,实为千古之叹也。
  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人们缅怀历史,并不一定要亲身所历。秦淮河上的人物文化史,具有深沉的底蕴,带着悲凉的人生感悟,就在距离满洲贵族定鼎中原十几个春秋后,依然有《秋柳》诗,《桃花扇》传奇等文学作品震撼世间。
  到了二十世纪,陈寅恪还以失明之躯,向往和写作着秦淮生活,写出巨著《柳如是别传》。可见“秦淮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永恒的话题。
  这里引一段陈寅恪的话,因为他将“秦淮河”佳丽与蒲松林的《聊斋志异》联在一起,倒非常吻合我现在将“秦淮河”与《红楼梦》联在一起的想象: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于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生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林《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睱思,聊托灵怪以写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隔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
  这段话有三个意思,一是说,如果闺房闭处,则不可能有发展得如此多彩的女性。一说,出色女性,原是人间实有之,不过写作者可以托以鬼狐仙罢了。第三个意思,则说,自古文人所理想的女性,其实尽在明代吴越之地的秦淮河上也。而那种温文尔雅的生活,人性之享受,也实在是中国文化之精华所在。
  可以推及《红楼梦》中,诸女子各种完整丰满独立的文化个性,岂能是闺房闭处,礼法拘牵之下而生成造就的?
  而曹公又如何不可如蒲留仙之笔,将心目中的女性移花接木于贵家?
  有人将明代中叶之后,江南一带名妓的生存状态,比喻为西方雅典的全盛时期。若论起在人类漫长的封建黑夜中,人性迸发的自由闪光和文化之花蕾,尤其是女性难得的自由形态和选择机会,二者倒颇有些可比之处。
  陈寅恪在三十年代有“一代文化托命人”之誉称。王国维投水时所托付的人就是他。陈也的确为国学大师,一生以“经史致世”为事业。一直在准备着写一部可堪为当代人提供史鉴的《中国通史》。最后因种种逼迫,只能是以一部《柳如是别传》收场。此为时代之恨事也。可谓是“大材小用”。
  但因其“用牛刀杀鸡”,故观点见地之深透,非一般无根底的艳情文人可比。其取材于秦淮河上之历史变迁和秦淮河上名妓之个性命运,可见这“秦淮河”所蕴含的中国近代文化之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盛传“女人祸水”论,而秦淮风气恰恰相反。 一些妓女在国家存亡之秋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大大超过了一些作官为宦者与所谓文人墨客,这是她们人格修养和灵魂追求的集中火花迸射。正对应了《红楼梦》第一回上开宗明义的作者自云:“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
  后面,石头又与空空道人讲了一番话,意思相同。所谓“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事迹原委,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
  这些女子,到底是石头所历,还是作者所历?在此也是含混矛盾的,可能是在流传中有失页和插页所致。
  我倾向于此种说法,即:“石头”是回忆者,经历者,而“作者”是悼红轩中的整理披阅者。在《红楼梦》书中是两人。在实际写作中也可能存在着两人。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处处说“金陵”,说得乱了套,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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