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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戴宗、宋江自然能降着他。他也更怕伶俐善朴的燕青。有意思的是专门写了一段路遇焦挺，寻衅打架，却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无赖相（第六十七回）。这段故事和人物（焦挺）都和《水浒》的情节、结构无甚关联，似乎专门用以表现李逵的流氓无产者的欺软怕硬的一面。
鲁智深打死郑屠、杨志刀杀牛二、武松赤手打虎。都是为民除害。他们也因此英名远播，受人尊敬。可是黑旋风却是因滥杀无辜，成为吓唬儿童的恶魔，“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第七十四回）。由此可见《水浒》并未把鲁智深、武松等与李逵同等视之。就说打虎吧！小说写了三次打虎。解珍、解宝纯粹是专业性猎虎。武松打虎却全属浪漫主义英雄事迹。虽然大家知道：人不可能空手打虎，但还是爱看“武松打虎”的戏，爱听“武松打虎”的曲艺。也相信武松真的能打虎，尽管打死了虎，手脚都酥软了，但确实是英雄（第二十四回）。武松打虎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一节。李逵虽杀了四虎，却十分平淡，以至人们大都不提这个“功勋”。
流氓无产者的李逵理应得到鲁迅的“憎恨”。憎恨他那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的流氓无产者的恶行（《集外集》×序，《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要是真正与鲁迅心相通，就不会赞扬这个杀人成性的强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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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9页）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接着指出宋江实在“无异同”，燕青已无奴仆身份，而尽显其伶俐，武艺高强，所以真正差违者只有李逵了，在杂剧中李逵是个带些幽默的滑稽角色，而非杀手。
五、皇权主义与反皇帝
中国古代长期停滞在小农私有土地的宗法农业社会中。正如马克思的分析：这种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¼；¼；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恩选集》； I； 693页）。的确，古代中国必定是专制政治体制，皇权主义必定成为社会的统治意识。这就是说：天下必定得有皇帝，由专制皇帝管理天下，自上而下地赐给黎民百姓以雨露、阳光、太平岁月。于是黎民百姓们感恩涂地，山呼万岁了。古代中国人不能想象没有皇帝的世界，这就是“天不可一日无日，民不可一日无主”的皇权主义，也许陶渊明的桃花源小天地可算是个例外！
不过中国的皇权主义不同于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贵族与平民永存的血统之分。相反，基于儒家的“民本”思想：“民为贵，君为轻“、“天命无常，唯德是佑”的观点，打倒暴君如桀、纣者，不是打倒皇帝，而是打倒“独夫”。于是可以另立明君。就是承认老百姓可以造反以改朝换代。当然归根到底还要真龙天子坐龙廷。
《水浒》并没有如某些论者称的有什么“民主主义传统”（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15页）。也不是“一部具有民主性精华的‘优秀文学遗产’”（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论》19页，重庆出版社）。在古代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民主意识，更不会有什么民主主义传统和民主性精华。它是部地地道道的宣扬皇权主义的书，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书。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固然是皇权主义，可是曾被盛赞的反招安的英雄李逵又如何“反皇帝”呢？闹江州之后，他大言：“¼；¼；放着我们有许多人马，便造反怕怎的。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¼；¼；我们都做了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这个鸟水泊”（第四十一回）。后来他又对来招安的官员说：“你皇帝姓宋，我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第七十五回）。由此可见，李逵“反招安”，原是要自家哥哥做皇帝。他实是拥护皇帝的铁杆皇权主义者。至于吴用，也“反招安”，只是为了讨价还价，他劝宋江时说；“这番招安不成，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派”（第七十五回）。阮氏兄弟原是高唱“忠心报答赵官家”上梁山（第十九回）。他们甚至没有反赵家皇帝的勇气。
皇权主义者或自己要做皇帝，或拥戴别人做皇帝。即或为君，或为臣。自己做不了皇帝，自然只能为臣。有些受当权者“非法”迫害而“官逼民反”者，大都并无做皇帝的“志愿”而更倾向于“受招安”。因为他们自身受的是赃官恶吏的欺侮迫害，在他们眼中只有奸臣、清官之分，皇帝是圣明的。所以尽管林冲、杨志要找高俅报仇（第八十回），却还要受招安。所以这类官逼民反无论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的逻辑只能走招安的道路，而最终被瓦解、屠杀。这正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所在，也是过去论者从未指出的重大问题。李逵想让自己大哥做皇帝，并没有人响应，因为这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也不是《水浒》中官逼民反者的意愿。
但是黑旋风这种皇权主义还有自己的特点。他要的只是杀到东京，夺了皇位，众家哥们享荣华富贵，他幻想的是“铁牛真个做了官”，还给皇帝“一连磕了十数个头”（第九十三回）。他也懂得做了将军、大官的快活，更强过在梁山做强盗的快活。有不同的皇权主义。宋代王小波、方腊、钟相——杨么辈都是皇权主义者，自家要做皇帝。可是总还有拯民于水火的救世的愿望和纲领。李逵则只是要自家快活，这是流氓无产者、强盗型的皇权主义。即破坏性很大的、最恶劣的皇权主义。历史上确实有过朱温、张献忠之类的强盗型的皇权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头头们自诩为“革命派”，大搞打砸抢，究其实，则只是为自己、自己哥们掌权坐天下，其造反心态大体与黑旋风相通吧！
六、宋江其人
应当说《水浒》创作的这位全书第一号人物并不算成功。主要是把这个复杂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未能深入细致地刻画出他的思想矛盾和处境的窘困。常令人难以理解这个武艺低微、谋略不高的郓城小吏何以能领袖群雄，坐上第一把交椅。
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水浒》老话：“仗义疏财“。直接表现是冒死给晁盖通风报信，搭救了劫生辰纲的一伙。所以上了梁山后就能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晁盖死后，就升为第一把交椅了。
《水浒》中不乏仗义疏财之士。晁盖也是其一。柴进更是佼佼者。不过他家世显赫，财大气粗，说是仗义疏财，实是高高在上的赏赐。对洪教头、林冲、武松，乃至宋江莫不如是。晁盖的仗义疏财大体限于做私商和江湖人士。宋江则不然，他不但结交江湖豪客，也泽及平民，散棺施药，济人贫苦。有投奔者，不论高低，无所不纳，平等待人，更终日追陪，并无厌倦¼；¼；（第十八回）。这表明宋江善于团结各色人等。既能团结武松之类硬汉，也能团结如李逵、王英之类强盗。对被裹胁和俘虏将士更是礼贤下士，“亲解绳索，纳头便拜“，还有意识地吸纳各种专业人士，以充实梁山力量。正是能团结一类官逼民反的造反力量，和另一类强盗造反力量，使他在晁盖死后能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寨主。
不过进一步考察，还可以看到宋江高于梁山诸好汉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有更高的战略眼界。林冲、鲁智深、史进、武松、杨志等，只是走投无路、报国无门，不能到边庭，一刀一枪立功，而不得已上山落草，寻个避难之所。晁盖、吴用、三阮以及众多山大王，不过是图一时一世的快活而为盗，更无甚打算。问题是这两股力量要走向何处？晁盖只懂得打家劫舍的强盗行径。朱贵的酒店照例卖人肉馒头（第三十九回）。即使是宋江主持的战役，也仍按晁盖的抢劫方针办事。打破祝家庄，抢劫了五十万石粮食，还放言：若非钟离老人救了石秀，就要血洗全庄，而李逵确实杀得扈家庄一人不留，虽被申斥，却也未被处罚（第五十回）。不过这与晁盖见李逵杀人最多，赞为出力最大（第四十回）已有所不同了。但破了高唐州，还是把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第五十四回）。
宋江做了大寨主，虽仍烧、杀、抢、劫，却也有改弦更张之处。四个酒店只管打听信息，邀接来宾，不再是黑店了。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大旗。重排了座位、讲等级、区分高低。无论多么幼稚，但确实从原来的强盗团伙改造为有纲领、有组织的造反武装集团。再细看，书中交代又有与晁盖时代有不同之处。攻州夺府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火灾。又开仓廒，将粮米表济满城百姓（第六十七回，大名府之役）。将太守家私表济居民（第六十九回，东平府之役）。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第七十回，东昌府之役）。并且不再打劫行旅客商，只劫有金银的官员，以及害民大户和欺压良善暴发小人（第七十一回）。很明显，若不“摒晁盖”何来宋江的新的政策呢？
人们常诟宋江千方百计要受招安，甚至用现代政治语言恶谥为“投降派、修正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必须在历史环境中看待这个问题。以古喻今是个危险的陷阱！毕竟古代不是现代，皇权主义更不是民主主义！已经指出皇权主义就是天下必定要有一位专制皇帝管理。并且是父传子受。而造反者，不是为君，就是为臣。所谓“反皇帝”无非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或是让大哥做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