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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不过他“腰斩”全传，却大大削弱了《水浒》的现实主义力量。既使如此，也是《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无法比拟的。至于现今时尚的金庸类的作品，作为消闲品或宠物类，固无不可。却无法郑重视之。因为在那里完全由作者任意编造一个“武林”世界。那里的人物，据说那些大侠，大恶人，都充分表现了（人间不可能有的）“人性”中的“爱”、或“恨”。他们只能由天而降，而不可能在历史的现实的世界中成长出来，那里的人物和生活也全由作者任意规范。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想要多少美女，就有多少美女，想要怎样怪异的“武功”，就有怎样怪异的武功。穷措大自可以想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是别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即可！
（全文完）
古典重读之《荡寇志
说《荡寇志》坏，主要就是丑化农民起义，对它的艺术水准，批评意见倒不多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是，正因为它的艺术上还算不错，一度还很流行，所以思想就显得尤其坏。今天看来，当年鲁迅先生所谓的“思想未免煞风景”，确实还是有的。关键是主要人物没有独立的人格，一股子奴才气。但是不是丑化农民起义，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很简单，要问《荡寇志》有没有的一般的丑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我可以说，看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潘旭澜笔下的太平军，止庵笔下的义和拳，可都比《荡寇志》里的梁山贼寇惹人反感多了；要问《荡寇志》有没有具体的丑化《水浒》里所描写的这一次梁山起义？我可以说，朱大可、孙勇进，包括我们天涯的淮茗大哥，大大小小知名的或是不知名的论者都十分有力的证明了，水泊梁山的好汉都就是不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的那么一帮子人，——所以把他们往坏处写，也就好象确实不是没有理由。
实践出真知，《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在珠崖、桂阳等地，是确实和农民军打过仗的，所以他写梁山起义如何失败，也就显得比较真实。书的前三十回，梁山队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展势头好，很快抢了很多州府，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在占领区的统治地位并不牢靠，而且战线拉得过长，实力分散，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最常见的命运，至少，比被招安后和方腊火并掉要典型。从阅读效果上说，《荡寇志》里每一个好汉被干掉之前，总还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个人才能，往往显得比较壮烈。比起《水浒》里“征方腊”的那十回书里，众英雄像被机枪扫射似的毙命，如杨志、史进这等第一流身手的人物，居然无声无息的就没了，俞万春这么写，恐怕反而要让人容易接受一点。
当然，农民起义搞到后来，总不免有内讧。五虎上将里的霹雳火秦明，就是因为卢俊义的猜忌给逼死的。而且，《荡寇志》里，打击梁山主要靠的不是官军，而是各处的地方豪强，割据武装。这个我们也熟，看《三国》里孙曹刘们是怎么起家的，就知道确实是怎么回事。李自成败于辫子兵，最后在九宫山，却也很可能是死在地主武装手里。更典型大家也更熟悉的，当然就是差不多在《荡寇志》成书的同时爆发的太平天国。朝廷的八旗绿营早烂掉了，要与石达开李秀成这样的优秀将领争衡，到底还是靠了曾国藩的湘军。
太平军一进苏州，当即就毁了《荡寇志》的书版，有趣的是，除了上述一般农民起义都有相似外，太平天国的命运和《荡寇志》的描写还有额外的巧合。太平天国起初把洋人当做“番弟”，“洋兄弟”，后来则据说是在“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得不陷于失败”。《荡寇志》里，梁山有个洋人军师，乃是“大西洋欧罗巴国人士，名唤白瓦尔罕”，此人后来降了官军。而水泊梁山如此地利竟也被最终攻破，则是因为，围剿的将领得到了一套西洋画法的梁山全图。
评论者一般都说《荡寇志》的艺术水准不坏（除掉那些骨子里坚信思想不好，艺术上就必无足道的人物），但究竟不坏在哪里，好象就很少有人谈。翻来覆去也只是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几句话：“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摹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或者，“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
那我就说两句。
让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它结构。这部书的大框架搭得比《水浒》好，它不是一个十回又一个十回串起来的，而是写了一场大的战役的全过程。一边是梁山从鼎盛到逐步衰落到灭亡，一边是陈希真、云天彪、张叔夜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势力怎么兴起，怎么慢慢对梁山形成合围剿杀之势。常常是同时几条战线都在打，而方方面面的战况，彼此都有微妙的关联。这在今天的军事小说里不希奇，古典里能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此外就好象只有《三国演义》。不过《三国》结构的完善，多少得益于史实自身的提供的均衡性。俞万春就没占到这个光，小说里那么多的线索，他完全是靠自己纵横捭阖的才能组织起来的，从这点上说，他很了不起。
除掉开头几回写陈希真父女脱难的故事，总的说来，我感觉《荡寇志》受《三国》的影响要远大于《水浒》。因为《荡寇志》里运筹帷幄的谋略写得很见功夫，而《水浒》这方面其实做得很差。这就和《水浒》的另外一部续书，陈忱的《水浒后传》不同。我要是施耐庵，就一定不会喜欢陈忱这样的续作者，要是搁现在，恐怕还要告他抄袭。他常常就是拿《水浒》原有的故事，换个人名再写一遍。俞万春倒还干这么没意思的事。陈丽卿给高衙内调戏，当然也让人想起林冲娘子的故事。但之后的发展就全然不同。林冲被陷害，自己事先完全是不知不觉的，陈希真则很早就决定了逃走避祸，但面子上和高俅父子虚与委蛇（说实话，这里描写的火候没掌握好，这段时间里高衙内的表现很感人，让我想起了被朱九真欺骗的张无忌）。不幸他的计划被高俅身边的一个篾片识破，于是双方又有了一系列的斗智。这样事件的复杂度远非林冲那回可比。
不妨这么说，如果陈忱是一个模仿者，俞万春则更多时候是一个加工者。又比如《云公子万弩射索超》一回，这是脱胎于《三国》里诸葛亮木门道射张郃的情节。但前前后后的铺垫渲染，比是三国里那回书要详细得多。索超秦明先跟路人打听，说是没有伏兵，看雪地上一点人迹没有，确信没有伏兵，这才放心追下去，——一路还夹写雪景，写雪地行军的的艰难，这些细处功夫，都是《三国》通常不会下的。结果官军是绕出“林外小路，盘上山去”的，所以索超还是中了埋伏。我想鲁迅先生“几欲摹前传之垒”的评价，大约也就是针对这些内容而言。
甚至《水浒》里的一些破绽，也被俞万春利用得很好。如秦明是给宋江设计害死全家，才不得不逼上梁山的。要说对此事秦明一点怨气没有，那也未免不合情理。《荡寇志》就写官军抓住这一条，大搞反间计。梁山马军五虎将里，为什么独独董平的名字在天罡排名里和其他人隔开，孙立那么厉害，为什么却只能在地煞里容身，《荡寇志》都给解说得很圆：
金大坚也将怎样密镌石碣的话说了，又道：“这是宋江想与卢俊义争位，故与吴用、公孙胜议得此法，特将卢俊义名字镌在第二。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同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贺太平又问道：“那董平、张清本位，原拟镌刻那个？”萧让道：“一个拟刻孙立，一个未定。至于地煞数内多有未定，所以龚旺、丁得孙尽有空缺可填。就是蔡福、蔡庆、郁保四、王定六等，也都是临时填上去的。此一事，惟有宋江、吴用、公孙胜及小人等知悉，余人都不晓得。”张公大笑道：“妖言惑众，一至于此。”
对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而言，《荡寇志》的还有一个进步也值得一说，就是他的武打场面很详细。《三国》里，赵云冲阵时，“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这么几句描写，毛宗岗就要感叹是“一篇绝妙枪赞”；《水浒》里武松醉打蒋门神，也不过是“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而已。而类似这样文字，在《荡寇志》里是毫不希奇的。陈丽卿与花荣斗箭和与扈三娘挑灯夜战两场单挑，都一波三折，尤其见得写时下了功夫。
当然也不宜以此就把《荡寇志》抬得过高。钱钟书论宋诗、唐诗关系时说：
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籍了唐诗，宋代的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许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上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义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把宋人换成俞万春，唐人换成施耐庵、罗贯中，也就是这么回事。毕竟《荡寇志》在原创性上不能和那两部名著相比，这就是所谓“大师以降，余者雕虫小技而已”。《荡寇志》和《水浒》比差得最远的，是《水浒》有一种野蛮的力量，它那种漠视人性和生命的残酷，恰恰有一种原生态的社会的狞厉之美。这一点上，《荡寇志》就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