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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以后，王伦对林冲百般刁难，要他去杀个人作“投名状”。自己刚刚被无辜追杀，现在又要去追杀无辜，在小说《水浒》里，林冲立马答应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拿了刀就下山埋伏去了，极其爽快。而在电视剧《水浒》里，林冲就犹犹豫豫地说：“我与他又不相识，又无冤仇，如何好动手便杀？”一副慈悲心怀。看来脸谱化的流毒，连电视编剧也不能免啊。
二、斗牛
如果林冲是一只一贯受气包，那么他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段弹簧的故事：先是压迫到极点，然后爆发到极点。但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它倒更像是一段斗牛的故事：不停地明枪暗箭，挑逗撩拨，挑得你怒火中烧，又不停地腾挪躲闪，让你的怒火无处宣泄，欲火焚身而又欲罢不能。
小说最忌平铺直叙，林冲的这段情节，着力点全在最后的风雪山神庙上面，为了铺垫最后爆发的效果，作者一次次地火上浇油，设法挑逗，又一次次地釜底抽薪，让人扑空，这其中屡屡欲擒故纵的手法，真可谓是极尽繁絮宛转之能事。
第一个回合，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林冲挥拳待打，却自手软了，一口怒气硬是吞进了肚子里。第二回合，林冲一腔怒火地要杀陆虞候，他却躲进太尉府里，等来等去等不到，怒火仍然没有出掉。拳击理论指出，全力爆发的空拳最耗体力，林冲连打了两记空拳，就如愤怒的公牛连扑了两个空，连读者都为他憋气懊恼。而正当公牛撅着蹄子寻找敌人的时候，阴险的斗牛士却从暗处刺出一剑：误入白虎堂，可怜的公牛猝不及防应声而倒，脸上刺了金字，发配沧州去了。我想这一回合里，林冲一定是被刺懵了，以至于第四回合野猪林里，连两个笨手笨脚的公人，都差点儿要了他的性命（对比一下飞云浦的武松，同样是发现自己误入了陷阱，武松是何等机敏）。
第三四两个回合作者故意写得凶险非常，读者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生死存亡上面，怒火这根线完全被掩盖掉了。然后，作为对注意力的回应，是棒打洪教头，和一段舒缓的流放生活，虎视眈眈的斗牛士暂时消失了，生存问题也似乎已经解决掉了。
就在这时，奇峰兀起，作者对林冲，也是对读者施展了最后一次撩拨：李小二偷听到了陆虞候等人的密谋。好哇！刹那间新仇旧恨一起发作，怒火的线索死灰复燃，林冲“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受伤的公牛满场乱奔，读者都是神经紧张胃口大开，满心期待着一场决战来临。——但是，作者偏偏不让你如愿，“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斗牛士灵巧地一个转身，林冲又是扑了个空，“也自心下慢了。”
如此，经过最后一轮的挑逗，复仇的欲望一再压抑，而欲望的深度一再加强，读者的胃口都被高高吊起，如同铁硬的阳具一样欲罢不能。终于，风雪山神庙里，公牛无意间的一个转身，发现斗牛士居然就在眼前！泼天的怒火喷薄而出，高压的洪水决堤横流，一层又一层的压抑瞬间迸发，——射精了！
三、偷听
风雪山神庙里有两处偷听情节，第一处是客店里的李小二，第二处是山神庙里的林冲，如上一节所分析，第一处是撩拨，第二处是喷发，两次偷听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除了这里，水浒里还有一处著名的偷听情节，就是李逵杀李鬼，李逵在后门听到李鬼夫妻对话那一节。三国里偷听也有两处，一处是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另一处就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群英会了。
细细比较这四段情节，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区别，那就是水浒里的偷听，听到的事情都是真的，陆虞候要害林冲是真的，李鬼要害李逵也是真的，而三国里的偷听，听到的都是假的，吕伯奢要告发曹操是假的，蔡瑁张允要投降东吴也是假的。也就是说，在对待偷听的态度上，两本书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差别：水浒倾向于肯定偷听，而三国则倾向于否定。
水浒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一旦偷听到了什么片言只语，就应该照自己的想象，推测敌人的阴谋意图，并且按照自己的推测结果先发制人。而三国则用实际情节证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什么途径得来的情报，采信之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重口供”，一个“重实证”。
三国里的各式阴谋阳谋，算下来比水浒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各家谋来谋去，都是你谋你的我谋我的，从没有偷听这回事，——一旦偷听，就误斩了两位都督。最多你神机妙算猜到了我的心思，那算你有本事，就像司马懿吃了败仗，他只会长叹一声：“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也。”他决不会长叹道：“诸葛亮的耳朵真长也，我们的保密工作，还要好好地抓一抓也。”——那就根本不是三国了。
三国水浒的这种差别，我想可能是它们内容上的差别所致。三国讲的是朝野庙堂，水浒讲的是市井江湖，这两个地方，流行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适用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我知道有很多《鹿鼎记》之类的作品，津津乐道于宫廷与江湖的黑暗对比，但我更相信一句名言：最仁慈的黑社会也要比最残暴的政府黑暗。反映到文学方面，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屁股决定立场，市井江湖的立场，确实使水浒的气质比三国跌了一大截。
不过不管怎么说，以上四处偷听的描写还都是十分成功的，这四个故事，分别为汉语创造了三个专有名词和一个千古名句：逼上梁山，李鬼，群英会，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以说在艺术上，都是极成功的段落。
作为传奇小说的当代传人，金庸显然发扬光大了水浒三国的偷听设计，他的小说就如同一场偷窥的盛宴，偷听情节犹如天女散花一般目不暇接。一般人物固不必说，就连冰雪聪明的黄蓉，英雄盖世的萧峰，恍然魏晋风流的令狐冲，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也都放下身段，纷纷搞起偷听来了。至于屡立奇功的韦小宝，偷听就更加无所不在令人发指，一部《鹿鼎记》的浆糊情节，几乎就全是靠偷听在推动了。
我不是说偷听不好，生活中既然有偷听的现实，文学中当然可以反映，可是也不能只管迎合读者的偷窥欲望，写得太滥太俗了，——有点儿敬业精神好不好？像前面曹操的那一段，先写独身刺董，又写献刀逃脱，几乎就写出一个智勇双全的完美英雄了，谁知道作者轻轻一点，只用一段偷听故事，曹操的形象顿时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头号奸雄，如此举重若轻，金庸小说那些盛若繁星的偷听情节，有哪一处能够比得上？
西游记里，“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偷听在金庸小说里，其实也是作者的救命法宝，无数的重大线索，都从偷听中得来，无数的男女误会，都自偷听中生出，像小龙女的离开杨过，像萧峰的误杀阿朱，这种明显生硬的情节，都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偷听而来。为了情节需要而不顾逻辑地死搬硬造，画虎不成反类犬莫过于此矣。
浅议李逵形象的异化及其文化内涵
＇摘要＇ 李逵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一直活跃在我国文学的人物长廊上，流传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从南宋以来水浒系列故事开始流传，一直到明代中叶（嘉靖初）大部头长篇说部《水浒传》经过长期世代积累最终定型，这期间李逵形象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概括起来说，是从元杂剧水浒戏中寄托广大民众伸张正义愿望的下层英雄，异化为小说《水浒传》中充满血腥气味的强人文化的集中代表。从这种异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背景作用下民众文化心态的嬗变。 ＇关键词＇ 李逵形象 异化 强人意识 文化心态李逵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在广大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中具有深远影响。他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说唱艺人、戏曲作家、下层文人的加工、演化，最终成为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从南宋起，宋江等水浒英雄的系列故事即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录了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当时的说话名目，这显然是一些独立的水浒故事；周密《癸辛杂识》辑录了宋末元初人龚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已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与绰号，并提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可见当时流传情况；宋人旧编元代增益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则收录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招安等后来《水浒传》中的故事，笔墨虽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以上零碎的资料虽然对我们了解水浒故事的发展有不小的帮助，但其中有关李逵的描写却很不突出。龚开《三十六人赞》中虽已有李逵的名字与绰号 ，但并不能看出什么事迹；《宣和遗事》也仅仅是提到其名而已。 从现存资料来看，最早塑造李逵形象且取得相当成就的是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元代杂剧有专门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称为水浒戏。今存水浒戏剧目共三十三种，剧本流传至今的有六种 ，其中写李逵的有三种，几乎占了一半。元代水浒戏创作的流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异族统治，保留着大量野蛮的氏族制度末期的狭隘性和强烈的贪暴性，占领中原后，推行种族歧视政策。蒙古贵族及色目人恣意横行，夺人财物，抢人妻女，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处于下层的汉人南人冤抑无处申诉。在这坏人当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人民愈益怀念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希望有人象他们一样出来主持正义，救民水火。于是水浒故事便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梁山好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