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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杂剧研究》，三联书店（香港），1990年，第54—55、全书、5—12页。《水浒传的演化》，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9年20卷第9期，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研究》，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9—98页。《小说考信编·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39、41页。《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传的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水浒演变史新论》（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271、270页。如孙楷第、胡士莹、陈汝衡等皆推测在《水浒》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能经过了“词话”的阶段，在散文体《水浒传》之前，有词话体《水浒传》。分别参见《由高阳李氏藏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星岛日报》1941年第25—27期；《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36页；陈汝衡：《〈水浒传〉和说书》，《曲艺》1980年第5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页。《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98—132、345—363、132页。《话本小说概论》（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731—732页。《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江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东岳论丛》1998年第4期。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43、114—119、353、207—223、232—247页。《南宋杭州与“水浒故事”的形成》，《杭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琐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1—213页。分别参见《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页；《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琐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1—213页。傅惜华：《水浒戏曲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宁宗一：《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5—297页。王晓家：《水浒戏考论》，济南出版社，1989年。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37页。《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元代水浒杂剧非〈水浒传〉来源考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张锦池指出，以元杂剧水浒戏在整个元人杂剧的篇目中比重甚微以及对现存水浒戏个别情节的考证，否定元杂剧的水浒故事是《水浒传》的孕育先驱，这种用统计学与考据学来评价元人杂剧里的水浒戏在整个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难说是一种科学态度。参见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水浒争鸣》1984年第三辑。《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逸经》1936年第1期。发表在《水浒争鸣》第一、二辑，后收入《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水浒争鸣》第四辑49—55页。《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杜贵晨：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
【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
【原刊期号】200103
【作 者】杜贵晨
【作者简介】河北大学中文系
【正 文】
上古先民对数的发明和应用，有实用计数的一面，也有作为抽象概念把握世界的一面。这 后一面从计数的实践中来，其发展即为“数”的哲学。从“数”的哲学看世界，则小至毫末 ，大至宇宙，万事万物，莫不有“数”，从而通过“数”可以实现对世界的把握。有史几千 年以来，人类对世界的“数”的把握形成一定的法则与传统。这些法则与传统因地域种族等 的差别而有复杂内涵和神秘性。这种内涵和神秘性往往根基于人类各民族对最早产生的若干 数字的认识，其中“一”、“二”、“三”具有特殊地位和最深远的影响。 这里单说“三”。据现代人类学家的调查，许多原始民族用于计数的名称只有“一”和“ 二 ”，偶或有“三”（注：参见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的数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引T ·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列维布留尔则《原始思维》。）。另从人类一般经验看，现代幼儿数学启蒙，一般从“一”到“二”比 较容易，到了“三”就会略感困难。这些现象有助于说明，“三”曾经是原始先民使用的最 高数字。《庄子·齐物论》说“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以为 “三”以后就“巧历不能得”，当有人类计数发生之初以“三”为最高阶意识的残留。这也 可以说明，为什么《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中，“道”至“ 三”依次相生，而“三”一下就“生万物”之理。这个道理从“道”至“三”依次相生看 即“三”为“数之小终”（注：《后汉书·袁绍传》李贤注。），从“三”一跃而生“万物”看“三”又是数之大始；换句话说 ，在上古历史的某个阶段上，先民意识中的“三”曾为数之有限之极，无限之始，举“三” 而一切“数”俱可包括其中。 这个意识积淀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就是生产、生活中以“三”为成数，事无巨细， 至“三”而成。这在先秦典籍所载各种制度礼仪风俗习惯中可以看得出来。《论语·泰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第三的“乐”而“成”，就体现至“三”而成的 道理。《礼记·曲礼上》：“卜筮不过三。”孔颖达疏引王肃云：“礼以三为成。”汉儒董 仲 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则总结为“天以三成之”，又说：“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 后来司马迁《史记·律书》也说：“数……成于三。”可知“三而一成”乃中国人文的律度 ；“三”并且只有“三”才是人为最恰当的度数。《荀子·礼论》论“三年之丧”说：“三 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为至隆，……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这 段话从具体的方面道出人为到“三”而不过“三”即“三而一成”的道理，也就是“三”为 有限之极，无限之始，举“三”而一切“数”俱可包括其中。
作为中国古代人文的律度，“三而一成”也是中国叙事的普遍原则之一，各体叙事文学中 都有表现，尤以小说中表现突出，发展出某些小说叙事模式。对此，笔者曾著文有所论述（注：拙作有关文章是《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见《文学遗产》199 7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见《齐鲁学刊》1997 年第5期；《“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见《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 。）。现在看来可以总结为三个基本的样式，即“三事”话语、“三复”情节和“三极”建构（注：“三事话语”是本文首次提出；“三复情节”、“三极建构”见注③所列诸文。这些概 念的提出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没有外国的或古代的成说可以借用，另一面是因为靠借 用外国或古人理论的研究常常不免削足适履，所以至少在这类外国和古人的著述不曾语及之 处，研究者应该而且必须按头制帽，作出自己的概括。为着创建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古代文 学的理论，盼这些不成熟的概念能得到专家读者的认真对待。）。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表现（注：参阅注③所列诸文。），但《水浒传》对“三而一成”各种叙 事模式的运用似更大量和灵活多样。
《水浒传》成书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继承了前者以“数”定“象”绘制文学图卷 的传统，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金圣叹评改《水浒》首重这一特点。此书《引首》“词旧”一 首后接邵尧夫诗一首（本文引《水浒传》除特别说明者外，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排印 本），金改本于邵尧夫名下评曰：“一个算数先生。”又“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下评 曰：“十五、五十，颠倒大衍河图中宫二数，便妙。”又“陈抟处士”名下评曰：“又一个 算数先生。两位先生胸中，算定有六六三十六，重之七十二座矣。”又“一连三九二十七年 ， 号为三登之世”下评曰：“笔意都从康节、希窦两先生来。”更于第一回正文开篇“话 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①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句中 “嘉@ ①三年三月三日”下点断评曰：“合成九数，阳极于九，数之穷也。易穷则变，变出一部《 水浒传》来。”邵尧夫（雍）与陈抟都是宋代著名象数学家，《水浒传》开篇著此二人，又频 以“数”叙事，特别“九”为“三三”，所以金圣叹评《水浒》，处处说它由“数”而来， 特别是由“三”而来。这一点很少被人注意，也很容易被误解以为妄说，其实是应该能够发 人深思的。 从中国的人文传统看，金圣叹说“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并非信口开河。 这 里“易穷则变”即《易·系辞上》所谓“参伍一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 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金圣叹的话是说，一部《水浒传》从“错综其数”和“极其数” 的变化而来。从《水浒传》成书实践看，这当然是唯心的判断。但是，此书至少《引首》和 第一回文本特重“数”和“数术家”，用“数”络绎不绝，更在“数”中突出“三”，乃是 一个事实，而且